核心提示：谈到致富经验，他说：“我们是‘统一致富，不是包产到户’。因为许多农民[NongMin]连天津也没有去过，又不会说话，怎么会办工厂赚钱？就得用‘能人’办厂。过去有点毛病的都压着，现在要用他一技之长。这15个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工业赚了钱补农业，种地收入有的一年1万多”。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作者：范银怀，原题：《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谜》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原董事长禹作敏最近去世。不少新闻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并对禹作敏作了客观的评价，说他80年代曾带领群众大力发展乡镇企业[QiYe]，生产效益高。1993年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

　　禹作敏的罪行有5条，究其犯罪的直接原因，可以用李占发的一句话来概括：“李凤政暴死，3亿资金说不清，禹作敏急了，私设公堂。”

　　李占发在这个期间先后担任中共静海县委副书记、县长，他也是中共天津市委指派调查和处理禹作敏案件的工作组副组长。他对事件的原委和应接受的教训有深刻见解，并以此为鉴，为深化农村改革[GaiGe]提出了新的课题。

　　具有浓厚家族色彩的“能人”办企业[QiYe]

　　大邱庄是禹作敏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依靠本村的“能人”与城市有关领导[LingDao]和企业[QiYe]结合而快速致富的。

　　大邱庄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NongMin]历来过着贫困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禹作敏带领社员奋力学大寨，修台田，仍摆脱不了贫困。当时全大队耕种着400多亩土地，年收入只有20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剩五六万元。年年都有超支户、欠款户，最穷的队一个[YiGe]劳动日分红只有2角钱，都是“穷光蛋”。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NongMin]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现任的书记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回顾总结了30年农村的曲折过程，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决心把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QiYe]。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连选连任。

　　这是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GaiGe]。办企业[QiYe]的先决条件是有项目，还得有地皮建厂房，更要有资金。这些都得通过党支部书记才能解决。确定谁来办厂就给谁创造条件。禹作敏自己[ZiJi]组阁，他向群众说：“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YiGe]也不要。”他针对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实行“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要让“能人”先富起来。

　　大邱庄有一个[YiGe]叫刘万民的，人称“刘万能”，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后提拔为设备科副科长，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返乡务农，还当过生产队长。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他受禹作敏委派考察项目，知道搞冷轧比热轧成本低，能赚钱。禹作敏当机立断，从大队筹集了几万元，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要刘万民、刘万全兄弟俩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当年就赚了17万元，成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YiGe]厂变成4个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