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进行了公开宣判：对被告人禹作敏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被告人禹绍政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9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禹作敏父子成了同案犯，双双入狱，与企业[QiYe]管理体制上有关，也与几千年的封建家族观念有关，它留给中国农村干部和企业[QiYe]家的教训极为深刻！

　　禹作敏服刑的第五个年头，住进了天津市天和医院3楼甲病房。1998年5月13日，笔者在这家医院的病房见到了禹作敏，一个[YiGe]人在玩扑克。他说是因病保外就医。他虽然住得安静、舒适，但旁边的一间房还有两位警察监护着，与我谈话还有些慌张。我说“你在农村改革[GaiGe]中还是有功的”，他说“没有用！”这时，他才知道功不能抵过，功不能抵刑。法律是不能超越的。在法律面前，权力、金钱都已黯然失色。问他年龄，知道他69岁了，问他服刑还有几年，他沮丧地说还有15年。

　　禹作敏身边有老伴陪着，应该说对他很不错了，但他急于想过正常人生活。他说：“我想回家！”一个[YiGe]人失去自由是何等的痛苦！知情人说，禹作敏心血管、胃部都有些慢性病，但一般不会突发。他曾指着自己[ZiJi]的脑袋向大夫说：“我的病在这里，你能为我治好？”10月3日，服药自尽。据有关人士分析，禹作敏可能觉得“回家”保外就医的希望实现不了，服刑期满已经80多岁了，不如提早结束生命。

　　据悉，服刑期间的犯人是不准开追悼会的，但禹作敏出殡时，闻风而来的人不少，只小卧车就有六七十辆，可见人们对他的功过是非是清楚的。

　　农民[NongMin]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专权

　　“如果不明确产权，加强监督，不是李凤政的结局，就是禹作敏下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产权不明是禹作敏的陷阱，也是所有企业[QiYe]家的陷阱”。事件发生后，李占发组织各级干部调查研究，并通过试点，推行了股份合作制。这是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积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好办法。它虽然削弱了企业[QiYe]负责人的部分“特权”，却给了他们[TaMen]更大的自主权。但是，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他们[TaMen]心里没底。1995年3月8日，李占发以静海县政府名义邀请中央农口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论证。这些专家学者认为，禹作敏对中国农村改革[GaiGe]是有贡献的，但受到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影响，权力越大，消极面越大，把自己[ZiJi]打扮成改革[GaiGe]的化身，走上了极端，不可容忍，受到了法律惩罚。这和体制有关系，因为原来的产权和经营权与劳动者结合不到一起，厂长感到“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静海县总结了大邱庄的经验教训，对产权问题认识得很深，经验也很系统。专家学者指出，产权制度改革[GaiGe]是继联产承包后，又一个[YiGe]伟大创造。股份制与合作制适合中国国情，农民[NongMin]既有决策权，又有受益分配权。农民[NongMin]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份所有者。通过股份分红增加农民[NongMin]对企业[QiYe]的关切度，与自己[ZiJi]利益相联系。股东代表选出董事会，由董事会确定厂长。农民[NongMin]有了这些权利才能当家作主。

　　大邱庄企业[QiYe]实行产权制度改革[GaiGe]，由“能人”支配的“公”产变成农民[NongMin]集股的“共”产，农民[NongMin]能看得见摸得着。许多工厂已开始实行岗位股，企业[QiYe]法人提成（纯利润1％或2％归法人），作为股投入企业[QiYe]，参加分红，分到红再投进去。工人也如此。禹作尧说，实行股份合作制增加了企业[QiYe]的凝聚力。大邱庄的实践告诉人们，农民[NongMin]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禹作敏式的专权。他们[TaMen]成了股份所有者就理直气壮地参与企业[QiYe]管理，严格监督厂长经理[JingLi]。张延军在天津市乡镇企业[QiYe]家座谈会议上说：“家长制不行了，要实行民主管理！”经过挫折的大邱庄开始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