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便与毛泽东[MaoZeDong]熟悉的女同志曾志在回忆录中说，60年代初毛泽东[MaoZeDong]到广州时便对她和丈夫陶铸说：“在生活上江青[JiangQing]同我合不来，在政治[ZhengZhi]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ZhengZhi]上很敏锐。”

　　这个政治[ZhengZhi]上的“帮助”，按江青[JiangQing]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解释，便是从50年代后期起，她便成了在国内进行政治[ZhengZhi]观察的一个“游动哨兵”，特别是观察宣传文艺界的动向。从1962年起，江青[JiangQing]开始以毛泽东[MaoZeDong]夫人身份公开露面，后来又频繁地在宣传文化界发表讲话，批评这个、指责那个，到了1965年又拉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70年代毛泽东[MaoZeDong]一再批评斥责江青[JiangQing]时，还都肯定她在这些问题上“有功”。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毛泽东[MaoZeDong]从来反对重用亲属，搞裙带关系，这在党内还是做出好的榜样。全国解放前后，毛泽东[MaoZeDong]虽然在生活上容忍了江青[JiangQing]的一些非份要求，政治[ZhengZhi]上还是不给她什么权力。直至1962年以前，中国新闻界在对外宣传中，从不提毛泽东[MaoZeDong]的夫人是谁。后来江青[JiangQing]在政治[ZhengZhi]上得到重用，正是由于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起，党内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对毛泽东[MaoZeDong]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没有完全贯彻，甚至出现了分歧。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江青[JiangQing]一些对其他人猜忌甚至是怀疑狂的心理才有了得逞的条件，一些话能入毛泽东[MaoZeDong]之耳并认为是“政治[ZhengZhi]上很敏锐”。这样，她才能利用特殊身份掌握党从来没有赋予她的权力，甚至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如果再从历史的深层次分析，江青[JiangQing]擅权的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影响也有重大关系。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包括党的不少领导干部，都从传统观念和古老的愚昧习惯出发，不是将她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当成崇拜的神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青[JiangQing]能够长期横行，社会也有其责任。

　　进入60年代后，由于毛泽东[MaoZeDong]对周围领导人的不信任日益加强，对国内政治[ZhengZhi]形势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判断，江青[JiangQing]迎合这一点大进馋言，才被毛泽东[MaoZeDong]认为是“政治[ZhengZhi]上很敏感”而听信，她的权力随之越来越大。

　　“文化大革命”初期，行政只有九级（这还是中央为照顾她而高定）、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JiangQing]，于1966年5月一跃而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开始在中国政治[ZhengZhi]舞台上显山露水。

　　所谓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组织，它建立后凌驾于中央政治[ZhengZhi]局和中央委员会之上。

　　按照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ZhengZhi]局常委”的那么一个“小组”。如果用当时江青[JiangQing]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只是“政治[ZhengZhi]局常委的秘书班子”。可是，就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为了一个领导全党工作的前线指挥部。

　　江青[JiangQing]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后，因其特殊身份，连组长陈伯达也要受其摆布。1966年8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JiangQing]竟然审议起中央常委的名单排序，党的政治[ZhengZhi]生活之不正常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即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还自称为“政治[ZhengZhi]局常委的秘书班子”，第二年便发展成为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三个党政军领导机构并驾齐驱的最高权力机构。当然，这也是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被“砸烂”的结果，才为江青[JiangQing]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机会。

　　在这个几乎要取代中共中央政治[ZhengZhi]局的机构中，江青[JiangQing]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的组长陈伯达，在1967年间因屡屡受江青[JiangQing]羞辱，也感到承受不了。此前，陈伯达起劲地“树”江青[JiangQing]，拍江青[JiangQing]的马屁以讨好，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个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中排名第四位的交椅。可是康生一向瞧不起陈伯达，嘲笑他是“乌龙院”的“院长”，即只知喝茶清谈。由于江青[JiangQing]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也视陈伯达这“老夫子”是个“迂儒”，骂他是“刘盆子”。

　　历史上的刘盆子，是两汉之交的赤眉军所立的新帝，放牛出身，靠沾西汉远枝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傀儡皇帝，没当多久便随赤眉军投降了刘秀。江青[JiangQing]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是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也如同傀儡一般。后来，江青[JiangQing]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清末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吓得趴在床底下，被革命军拖出来担任了军政府的大都督。如此比喻，是把陈伯达说成是一个傀儡。

　　陈伯达受此羞辱，气愤之际竟然私下也说：“我成了刘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