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WoMen]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9期  作者：口述/彭树华  主笔/李菁  原题为：口述：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86岁的彭树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参与审理了包括“林彪、江青[JiangQing]反革命集团”案在内的许多大案要案。对他而言，他的职业生涯里最特殊的一次经历，是参与审判潘汉年案。潘汉年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一位传奇人物，其后半生遭遇也令人扼腕叹息。潘汉年案究竟是怎么酿成的，其背后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动机，囿于仍未解禁的一些档案，我们[WoMen]至今无法梳理出一个明晰的脉络，但是彭树华的回忆则可以帮助我们[WoMen]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突然受命

　　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刚上班不久，曾汉周的秘书过来通知我，说曾庭长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有急事。那时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任助理审判员，曾汉周是刑一庭庭长。

　　见了曾汉周，简单寒暄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很郑重地说：“党中央决定要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党组[DangZu]决定由我、丁汾和你三人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这个案子[AnZi]。”

　　对这个事情，我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过第一反应就是这么重要的案子[AnZi]交给我，至少说明党组[DangZu]织和领导对自己很信任，一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问曾汉周准备什么时候开庭。曾汉周说：“我们[WoMen]先到秦城监狱看一下案卷，了解案情；至于什么时候开庭审判，得等中央通知。”我想了一会儿说：“我怕完成不了任务，是不是？？”话还没说完，曾汉周打断了我：“这是党组[DangZu]的决定，你回去好好准备吧！”

　　回到办公室，我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仔细想想又犹豫起来。

　　潘汉年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要案。潘汉年是1955年被抓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较长的篇幅谈了潘汉年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因为它强调了“阶级斗争”，所以公安部内部编了一本书——我们[WoMen]叫它“黄皮书”，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点学习，所以我们[WoMen]对里面的话非常熟悉。但至于潘汉年都具体做了什么，则是模糊一片。

　　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会交给我呢？曾汉周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是开国时期组建最高人民法院的骨干；丁汾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当时任刑庭审判组组长，只有我是一个助理审判员，资历浅、职位低，好像跟这么重大的案子[AnZi]不相称。

　　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曾汉周，谈了自己的顾虑。曾汉周说：“党组[DangZu]让你参加这个工作[GongZuo]，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你还有审判大案的经验。”1956年我曾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的秘书，参加过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虽然我那时候年轻，并没有做关键性的工作[GongZuo]，但是说起审判战犯，大家还是觉得挺了不起的。曾汉周最后又说，参加这个案子[AnZi]，是吴老（注：吴德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点的将。

　　曾汉周这样一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是1946年考上的广西大学法律系，1950年调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给院长雷经天任秘书。那时候，吴德峰从武汉市长的位置上离开，到中南行政委员会当政法办公室主任，负责指导中南地区司法改革运动。运动初期，火烧到了雷经天身上。在批判雷经天的会上，大家让我揭发他的问题，我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替他辩解了几句。吴德峰听后说了句：“彭树华说的是大实话。”这可能是给吴德峰留下印象的最主要原因。1955年，中南分院撤销，我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吴德峰调到国务院一办任主任，1961年又到“高法”当了副院长。吴德峰平时很严肃，我对他是敬而远之，也没有多少接触。没想到这一次是他点我的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