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法的档案库被砸，牵动了另一位特殊人物的神经——她便是江青[JiangQing]。而这背后，又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

　　潘汉年被逮捕后，被牵连进来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YangFan]。扬帆[YangFan]，原名石蕴华，也曾用名殷扬，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北大的学生领袖。1939年，扬帆[YangFan]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当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得知扬帆[YangFan]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做过文化工作[GongZuo]，与江青[JiangQing]前夫唐纳一起共过事，又对江青[JiangQing]比较了解后，就找扬帆[YangFan]了解江青[JiangQing]在上海时期的情况。扬帆[YangFan]不知道江青[JiangQing]已在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了婚，便无所顾忌地谈了自己对江青[JiangQing]的看法，其中有不少负面之辞。

　　1939年5月，项英将扬帆[YangFan]所谈的情况，以电报形式发给了延安，一封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发给党中央，一封以东南局书记项英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主席，对毛、江的结婚提出异议。项英在电报中特地注明材料[CaiLiao]的来源是由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GongZuo]的殷扬提供的。这两封电报都被江青[JiangQing]看到，她自然对这个“殷扬”有了恨意。

　　1954年，江青[JiangQing]到杭州探望正在西子湖畔研究起草新宪法草案的毛泽东。她突然收到一封从杭州交际处转来的从上海寄来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JiangQing]：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JiangQing]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了材料[CaiLiao]交给中央组织部，你要向中央组织部交代等等。

　　江青[JiangQing]看了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她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的背后是将矛头指向主席的。毛泽东当即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找来，罗瑞卿不敢怠慢，迅速召来华东公安部部长梁国斌到杭州一起研究“案情”。江青[JiangQing]提供了一份“嫌疑人名单”，都是熟知她30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其中首先列出的怀疑对象就是扬帆[YangFan]。

　　可是经过几年调查，证实了这封信与扬帆[YangFan]无关。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也没查出写信的人，成了一桩悬案。林伯渠去世不久，1961年他的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这封信的笔迹与江青[JiangQing]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地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

　　1954年，因为“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发生，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因为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况，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YangFan]被牵连进去，被送京隔离审查。不久，潘汉年案又爆发，扬帆[YangFan]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扬集团”。这个案子[AnZi]后来又和“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了钩，潘汉年、饶漱石、扬帆[YangFan]定为“反革命集团”，饶漱石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3个人被绑在一起。

　　因为潘汉年、扬帆[YangFan]都曾在上海工作[GongZuo]，扬帆[YangFan]之前又因为“匿名信”事件接受过专案组调查，江青[JiangQing]猜测案卷里会有不少她当年上海的资料，听说高法的档案库被砸，担心这些材料[CaiLiao]会流落到社会上去。江青[JiangQing]就找到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以政法学院学生砸了高法的档案库为由，称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CaiLiao]涉及党和国家很多重要机密，如果卷宗丢失，后果不堪设想。谢富治于是派专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汉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CaiLiao]，没有留下片纸只字。这也是我为什么被半夜从家里叫走的原因。

　　虽然匿名信已证明与扬帆[YangFan]无关，但江青[JiangQing]对扬帆[YangFan]依然不放过。“文革”一起，公检法遭到冲击，正好给了她机会。1967年3月，江青[JiangQing]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YangFan]、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江青[JiangQing]把扬帆[YangFan]排在第一位，可见她对扬帆[YangFan]的恨意之深。4月，江青[JiangQing]又派人到上海，“搜集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CaiLiao]”，还说“这个案子[AnZi]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不久，江青[JiangQing]指令专案组提审扬帆[YangFan]，追查他1939年给项英提供材料[CaiLiao]向中央发电报的事。

　　现在也有人把潘汉年案的发生同江青[JiangQing]联系在一起。客观地说，江青[JiangQing]虽然身份特殊，但她最初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制造这个冤案，只不过后来插手，让“潘案”进一步升级。江青[JiangQing]最介意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那段历史。除了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方面之外，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江青[JiangQing]在上海被捕后，究竟有无自首变节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了“林彪、江青[JiangQing]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GongZuo]，从1979年9月开始，一直到1981年的审判，前后花了3年时间。江青[JiangQing]的案卷，公开的、秘密的，我都全看过了，没有发现江青[JiangQing]被捕时有自首变节的问题。她是经组织营救释放的，这一点可以确认。所以在我负责主持、参与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判决书》时，对江青[JiangQing]的历史只字未提。

　　因为潘汉年、扬帆[YangFan]、饶漱石三人已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虽然这一次江青[JiangQing]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扬帆[YangFan]，可是潘汉年不能幸免。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再次被抓进秦城监狱。1970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写了一份《关于内奸分子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应当指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没有权利对潘汉年判处所谓无期徒刑的，最高人民法院也根本不知道此判决，但是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偏偏也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