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NanDu]周刊[ZhouKan]：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一支，费正清对汉学研究的影响至深，你怎样评价费正清？

　　王汎森：费正清教授是一位西方[XiFang]汉学界的组织家及指挥家，他非常能筹钱、拟计划、落实计划；他对中国[ZhongGuo]近代史的学术[XueShu]整体眼光与规划相当好，对于学术[XueShu]与社会的互动也掌握得很精准。从他编《剑桥中国[ZhongGuo]史》的近代部分可以看出，一大部分的作者都是他训练的，每一篇背后都是一本博士论文，井井有条，而且很有效率地完成。不像《剑桥中国[ZhongGuo]史》其他时代的部分到目前还尚未全部完成。但是他个人的学术[XueShu]水平，我认为只算中等。

　　学者从政的作用非常正面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提到史语所，大陆学人都非常羡慕它经历八十年风雨后依然保持持久的学术[XueShu]活力和学术[XueShu]生产，你曾担任史语所所长达六年，你认为史语所的活力之源是什么？

　　王汎森：我觉得主要在于研究所的风气和传统。一个学术[XueShu]单位，刚成立的前十年所建立的风格和传统一定会影响到这个机构的未来。在制度方面，傅斯年创所时就提出了有名的“拔尖主义”；另一个比较少人注意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中研院”发展到今天，一直坚守“拔尖主义”，但第二点如今没办法做到。现在用人的条规太多、程序太繁。傅斯年想要重用某位人才，即便他不符合学历标准，照样能够破格录用。现在要这样做，就很难了，整个聘用制度太严格，我做了六年的史语所所长，最遗憾就是这点。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中研院”对院士会有考核吗？

　　王汎森：“中研院”院士是终身荣誉，所以并没有考核，但是人们自己会考核自己。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政府会干涉史语所的人事吗？台湾的党争风波对独立的学术[XueShu]研究是否有影响？

　　王汎森：政府从不干涉史语所或“中研院”的人事，老实说也不知如何干涉起。“中研院”真是充分落实“学术[XueShu]独立”这四个字。我是在“解严”之前进去的，从未觉得政治力有任何影响。如果有，只是每个人心中自己有的自我约束，与“中研院”无关。在“解严”前大概有一两个人事案可能受到政治的影响，我不是当事人，只是风闻而已。“解严”之后，研究人员当然各自有不同的政治信念，但那是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党派不同，大抵是研究人员个人的事，基本上与机构或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现在问题[WenTi]是，政府给你这么多钱做学术[XueShu]，学术[XueShu]研究成果该如何回馈社会。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胡适等人曾经认为，中国[ZhongGuo]改革之不成功，多由于过于讲“实用”，尤其是过多地注重学术[XueShu]的“政治”意义所致。他们提出了“无用之用”的说法来解决。但钱穆反对这个观点。

　　王汎森：实际上在该关心现实的时候，胡适、傅斯年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只是说不要在追求知识的时候跟这些现实之“用”扯得太紧。当然，钱穆先生和他们之间的区分还是有的。近代新派的学者认为，你不能在做研究时，随时想着“用”的问题[WenTi]，这样子学术[XueShu]不会进步。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你持有怎样的观点？

　　王汎森：我觉得胡适早年所说的“disinterestedinterest”，江勇振先生译为“超越的兴趣”，是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最合适的关系。回顾台湾过去几十年民主与经济的发展，“学者从政”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正面的，因此如果有学者投入政治，我并不反对。

　　教科书[JiaoKeShu]很难脱离意识形态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政治不仅影响到了学术[XueShu]的研究，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在编写教科书[JiaoKeShu]问题[WenTi]上。比如最近大陆热播的《中国[ZhongGuo]远征军》，这段历史[LiShi]一直是不为人所知的，因为历史[LiShi]教科书[JiaoKeShu]上根本没有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