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教科书[JiaoKeShu]不容易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边教科书[JiaoKeShu]的竞争，就充分显示两种意识形态。商务反映的是晚期变法维新，中华书局反映的是革命心态，很快中华书局就崛起。北伐时代的教科书[JiaoKeShu]常常反映了孙中山、列宁等人的党义。每个时代的教科书[JiaoKeShu]都会反映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所以1949年之后的两岸历史[LiShi]教科书[JiaoKeShu]中略去太多以前人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你所提到的“中国[ZhongGuo]远征军”就是其中一个事例。我常常跟从事教育的朋友讲，无数的老师是用教科书[JiaoKeShu]当做剧本在导演。教科书[JiaoKeShu]好不好，关系到每一代人的历史[LiShi]记忆，所以教科书[JiaoKeShu]要尽量做到公允。

　　跟美国的历史[LiShi]教科书[JiaoKeShu]相比，我们写得太简单，想要把很多东西容纳在一个小框架。华人的教育是要把整盘菜给你，而不是给你食谱回去学做菜。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在台湾的历史[LiShi]教材编写中，历史[LiShi]学家会多大程度地参与其中？又是怎么处理当局的政治诉求？

　　王汎森：在台湾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教科书[JiaoKeShu]经过“国立编译馆”审编，当时意识形态的涉入比较严重。到了大概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领导教改，人们对统一编本不满意，从此“教育部”只颁布一个课程大纲，具体怎么写由各撰写团队去发挥，官方只有审核权，但现在也有人怀念过去，想要回到统一编本。

　　历史[LiShi]学家一般通过开会来解决这个问题[WenTi]。我参与过最后一次“国立编译馆”统编高中历史[LiShi]教科书[JiaoKeShu]的会议，当时两种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LiShi]学家为了决定课本内容，当场激战。我开玩笑说，那一次的会议记录将来肯定会成为很重要的史料。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教科书[JiaoKeShu]问题[WenTi]实际上也涉及历史[LiShi]的普及，在大陆有《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收视率很高。“中研院”的学者除了通过开会呼吁来纠偏，你们是怎样向普通读者传递最浅显易懂而又充满趣味的历史[LiShi]知识？

　　王汎森：在这方面台湾做得不太够。胡适曾提出两个简单的词汇来讲学术[XueShu]发展：一个是“提高”，另一个是“普及”。我们在“提高”方面做了很多，但近年来在“普及”方面做得不够。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在一次演讲中，你提过今天的台湾知识分子在没落的问题[WenTi]，学术[XueShu]社会是个乌托邦吗？今天以学科化为特征的学术[XueShu]界会可能产生怎样的问题[WenTi]？

　　王汎森：我觉得“学术[XueShu]社会”并不是乌托邦。西方[XiFang]学术[XueShu]界的资源、力量之庞大是无与伦比的，透过教育、言论，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目前台湾的学术[XueShu]界高度专业化，专门人才真是多至不可胜计，这笔无形财富是惊人的，可是也有一种偏差，就是碰到大的社会问题[WenTi]时，较少有人出来给出一个比较值得信赖的全面性剖析。或者大家觉得老上媒体不对，或者是不想关心这些事情。当然全球化社会面临的危机往往太过庞大、太过复杂，比以前难谈得多。

　　南都[NanDu]周刊[ZhouKan]：作为一位历史[LiShi]学者，你怎样看待今日大陆的发展？

　　王汎森：我认为目前我们有几个方面的问题[WenTi]要解决：法治问题[WenTi]、贫富悬殊、贪污腐化，还有官僚的组织太庞大了。现在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使它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韦伯讲过，资本主义的列车一旦开动便不会停止。资本主义也有其潜藏的危机，比如一个庸俗化的世界里，人们不再追求人文精神的意义，这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