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黄万里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网 作者：三文 原题为：世间已无黄万里

　　三峡工程的负面效应终于被官方承受，国务院会议首次表态，“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此表态，使得公众重新怀念起黄万里其人其事，在网间引发悼念高潮。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著名水利专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36年获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1937年春学成归国，也被认为中国首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

　　今天我们记住黄万里，并非其主导的水利工程，而是因为他对于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的异议。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决定动工黄河三门峡大坝，力图以人力一清黄河。当时水利部召开讨论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之际，参会有70多位专家学者。迫于“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环境，唯有黄万里反对三门峡水库，他公开表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期间，他进行了长达7天的辩论，无果而终。

　　最终，三门峡大坝上马，而其后造成的断流、洪灾危险影响无数人生活，几十年并未好转，无一不如黄万里所预期。事后，黄万里曾经多次表示，技术上说明三门峡大坝不该建并不难，可惜众多专家无人敢于坚持。对此，黄万里未能释怀，写了小说《花丛小语》，1957年发表于《新清华》。

　　小说直接讽喻三门峡之事，借人物之口直舒胸襟：“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这番言论，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甚至开创了《人民日报》批判右派的文体。黄万里不仅划为右派，而且下放多年，在政治运动中甚至被诬为“贪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见天日。根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回忆，黄万里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摘帽”机会。当时，毛泽东曾在新春座谈会上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据说，当时只要写份检查即可“摘帽”，但是黄万里并不愿意。

　　黄万里因为不肯写检查，右派帽子一戴很多年，摘帽之后仍不改风骨。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黄万里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于是，直到黄万里2001年离开人世，仍旧对于三峡工程念兹在兹，所留遗书，也与水利有关，“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当然，三峡工程与三门峡不同，目前尚未到盖棺论定时候。学术可以存在异同，但是前提在于出于本心而非政治、权贵压力。当前种种神化黄万里的言论更是另一种荒谬，也违背了他的初衷。但是，作为一名学者，对于自身理念的坚守，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

　　世间已无黄万里。讽刺的是，当年之所以批判黄万里，因为他的“不识时务”，为反对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遭遇诸多冷遇；今天，人们之所以记住黄万里，也正是在于他的坚守，然而这位科学家一生良知所追求的意见，仍旧未能抵御时代大潮的无情冲击。

　　黄万里诗词俱佳，曾写下《梦吟绝笔》：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其孤独姿态跃然纸上，有如鲁迅所谓的“战士”：“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行文到此，不得不掩卷反思。种种重大公共政策，其效应往往难以在短期之内展现，但是却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不可不慎。马寅初之于人口论的“异议”如今已成为常识，而当时却丝毫不见容于世。我们感谢马寅初、黄万里之辈的坚守，然而如果把13亿人的未来，押宝于这些不世出的孤独斗士的成功，那么民族希望何其渺渺；再坚韧的脊梁如黄万里，一己之力也撑不起如许之大的国民期待。

　　公共政策最大风险或许就在于信息不透明，当黄万里等人远去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尽力回归公共政策的本义，也就是“公共”的题中之义，拓展公共空间，包容异见，如是，才有可能延展出更多类似黄万里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