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凌晨，毛泽东决定马上离开长沙前往武汉。一行人在清晨6点启程，当天清晨7点20分到达武汉南湖机场。

　　第一次横渡长江，两小时不见倦容

　　先回到武汉的王任重、张体学等湖北省领导同志早就等候在机场，毛泽东一行人驱车前往东湖，在那些里登上了一艘事先准备好的东方红号大型舰艇。这是王任重事前为毛泽东准备好的渡江船只，在这艘较大的舰艇左右，又配有四艘小型游艇担任护航和警卫。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所有战士和随行的中央首长都上了这艘大船，湖北军区首长陈再道等人也到舰上参加汇报会和接下来的游泳。看得出王任重对毛泽东这次武汉之行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

　　毛泽东在船上接见了湖北省委和政府、省军区负责同志，并听取了关于修建长江大桥新施工方法的汇报。汇报会以后，毛泽东在船上品尝了地道的武昌鱼。下午，武汉天气更加炎热，毛泽东决定马上在蛇山附近江面下水，开始他的首次长江之游。

　　毛泽东虽然初游长江，可是他的水性毕竟稔熟老练，游起来显得轻车熟路，特别是仰泳可以在浩渺的长江上节省气力，只在浪涛过急时他才偶尔挥动手臂。这才让紧紧相随的各级领导稍稍放下心来。

　　虽然当天烈日当头，天气很热，可是江水下面的温度却很低。陪同毛泽东一起游的王任重游了一小时，就不得不中途上了船，而毛泽东游兴正浓，似乎没有丝毫的疲倦。眨眼过去了两个小时，王任重发现如果再向汉口方向游去，毛泽东体力恐怕有问题，就派人到江中悄悄提醒毛泽东说：“如果继续往前游，很可能就进入了血吸虫的疫水区，那样会有危险的。”毛泽东听了，仍然不想上船。王任重只好再次以许多陪同游泳的战士现在需要吃饭为借口，劝说毛泽东不要再继续向北游了。毛泽东这次接受了建议，终于在汉口一个叫丹水池的地方上了岸。这时有人看表，发现毛泽东整整在长江里游了两小时零三分，而且精神抖擞，不见丝毫倦意。上岸后的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吃饭时喝了许多酒。

　　毛泽东：“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第二次畅游长江，是在他抵达武汉的第3天——1956年6月2日。

　　这一次，毛泽东提出从汉水进入长江，而且一定要经过正在修筑的武汉长江大桥。罗瑞卿和王任重听了这个游泳线路，十分担心：这是一条十分难行的水路，原因在于长江大桥当时正在紧张修筑中，水下还有无法看见的铁锚和暗礁，就在不久前这些水域曾发生过几起沉船事故。所以王任重极力反对，毛泽东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游泳和船只行驶是两回事，只要小心些，水下即便有暗礁也是可以逾越的。

　　王任重不敢大意，派人多次下水，摸清水底情况，最后决定选中汉阳江边的渔人码头作为毛泽东的起游点，这里相对比较安全，除了水势稍稍和缓之外，还考虑到汉阳江畔没有居民住户，一些渔船也在事前做了疏通。下午近时，毛泽东从汉阳江边正式下水了。

　　警卫部队对毛泽东的保护仍然如前次游长江时一样，40多名训练有素的游泳健将自动地在毛泽东四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圈。他们在水中和毛泽东保持着固定的距离，这些精熟水性的警卫战士都是罗瑞卿、杨尚昆事先从中央警卫团抽调的，可谓万无一失。

　　不久，毛泽东一行人终于游到了长江大桥下面，这里的水势果然十分汹涌，即便精熟水性的渔民在经过时也必须屏着一口气，方可冲过这道险关。然而毛泽东对眼前一派滔滔巨浪视若等闲，他不仅从长江大桥的第一号桥墩下面绕游而过，而且又折回来，再游过二号桥墩。当时的水势十分凶险，几位陪同游泳的中央领导都有些惊呆了。毛泽东在和王任重并肩游泳时，还不时风趣地说：“长江就好比天然的大浴场啊，应当号召人们都到大江大河里来游泳，因为这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毛泽东还对王任重说：“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第三次游长江，时间是6月3日，也在下午两点钟。当天武汉多云，不过仍有些闷热。午睡起床以后，在罗瑞卿、王任重等人陪同下，毛泽东来到武汉造船厂码头。他兴致勃勃，对随游的中央负责同志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游泳也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他还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船厂的职工们发现了毛泽东的行踪，江南岸开始集聚一些群众，后来连江北岸也有群众围观。越聚越多的群众面向滔滔长江中的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毛泽东在登船时也振臂向两岸群众高声回应：“人民万岁！”

　　6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飞返北京。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一年同时畅游“三江”？有学者分析，政治家的一举一止往往都与政治相关。重温一下毛泽东在这年写下的《水调歌头·游泳》，读者或能更深刻地体会当时的形势：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