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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跃进”结果:1960年粮食产量低于1949年--国家年鉴
核心提示: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
本文摘自《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 原题为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有49个年头。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变得愈发鲜活起来。
父亲的“右派罪行”
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自1955年起,父亲作为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1958年,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这是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开展的反右运动,叫做“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备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以上种种,成为定性父亲“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