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

　　本文摘自《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 原题为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有49个年头。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变得愈发鲜活起来。

　　父亲的“右派罪行”

　　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自1955年起，父亲作为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1958年，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这是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开展的反右运动，叫做“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备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以上种种，成为定性父亲“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