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那个年代结婚，最焦灼的问题是，“准许结婚的年龄和女方生孩子的年龄挨得很近”。根据规定，工厂里两个人结婚，必须有厂方开具介绍信。因为有晚婚政策界限——“两个人加起来满五十岁”才行，而女方的生产年龄大限在30岁，所以掌握好结婚时间是头等大事。

　　文章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6期 作者：张蕾（实习生王秋思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题为《曾经“裸婚”的50后:“生杀予夺”大权在单位手里》

　　曾经“裸婚”的五零后

　　“从50年代以来，社会的发展什么都经历过了，唯独没有经历一个正常的年代。每一代人，都会感觉，怎么苦果就落在我们头上啊？这样的时代结束以前，几乎每个年代人都会有叫冤叫屈的心理：凭什么我们埋单啊？其实上下好几代，都付出过自己的代价。”

　　朱学勤(1952年－)，中国当代学者，上海人。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50后”的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最近刚从报纸上学到了一个新词儿：“裸婚”。

　　“我觉得很诧异。印象中，‘裸婚’再正常不过了：往上数好几代人，不都是两口旅行箱放一起，单人床拼成双人床，就结婚了么？怎么现在突然成为一个很不正常的事？‘祼婚’需要有勇气去承担，承担了以后还有可能走向失败，这让我很吃惊。我不是指责(年轻)这一代人，只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太大，这不正常。”

　　30多年前的“裸婚”

　　1976年，24岁的上海人朱学勤还在河南的一家工厂做工。这一年，持续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告结束；这一年，朱学勤准备结婚，对象是在家乡念中学时认识的女子，他们一起下乡插队，一起招工进厂，共处超过10年。

　　在那个年代结婚，最焦灼的问题是，“准许结婚的年龄和女方生孩子的年龄挨得很近”。根据规定，工厂里两个人结婚，必须有厂方开具介绍信。因为有晚婚政策界限——“两个人加起来满五十岁”才行，而女方的生产年龄大限在30岁，所以掌握好结婚时间是头等大事。

　　“那个时候人活得很可怜，物欲压得很低。那个时候结婚还是经济上很有理性的安排。”朱学勤算了一笔账，结婚前两个人吃食堂，一个月合计40元，而其时两人月工资各为37元，也就是说，吃饭费用占到总收入的60%～70%。而婚后两人一起做饭，可节省开支，最多花30块钱。

　　结婚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终于可以离开集体宿舍，过有私人空间的生活。

　　以上三点便是他们能够想到的结婚的主要理由。

　　而结婚的准备工作，几乎只有一项，就是要向工厂行政科申请结婚住房。

　　“计划经济时代，住房都是公家解决，住房压力没有现在那么大，但压力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比如你得干等，得排队，很气人，等到了也是破旧的房子。好朋友来帮忙，把墙刷一刷整一整。”在付出时间和耐性后，作为婚房的筒子楼到手。厂子又从单身宿舍调来两张单人床给他们，两床一拼，人生在这间十三四平米的小屋子里，掀开新篇章。

　　朱学勤夫妇打算旅行结婚，去广西桂林。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有点小特殊。

　　“那时候的人一般连旅行的欲望和要求都没有。”朱学勤说。在当时他们的心中，桂林是全中国最美的地方。而这样的浪漫情结，还是来自于一位知青同学的刺激。那位同学出差广西为生产队买猪，途径“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回来后眉飞色舞地一番描述，为朱氏夫妇营造出一份巨大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