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旅行结婚”也是“实惠”之举。按照规定，跟父母异地居住的青年人，在结婚前，每年都有探亲假，工厂给报销来回火车的硬座票。在结婚的当口，朱学勤和女友决定最后一次使用探亲假的机会，制定了“河南-广西-广东-江西-上海-河南”的旅行路线：去广西看风景(虽然是在2月旱寒季节)；广东是夫人的祖籍所在地，回去寻根以圆其夙愿；朱的父亲在江西出差慰问知青，他们也需去探望；回到上海后由朱的母亲主持，请长辈们聚餐，算是一种婚礼仪式的替代；最后两人回到河南的厂子。

　　此趟旅行兼具探亲、寻祖、蜜月、婚礼等多功效，并且其中大约有一半路费由工厂报销了。

　　在上海，遵母命，朱学勤购置了一件呢子中山装，13块钱左右；还给媳妇买了一件冬天穿的短款呢子外套，40块钱上下。亲友聚餐那天，媳妇就穿着新衣服，当做结婚礼服。

　　作为纪念，也为了对这对新人表示祝贺，朱的岳丈请夫妻俩在南京东路上赫赫有名的德大西餐厅吃了一顿40块钱的西餐。

　　整体算下来，朱学勤结婚的花销大约在400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

　　后代与时代

　　虽然朱学勤与妻子也曾为摆脱知青身份，挤进工厂做工而遑遑地等待，虽然他们也曾对后半生的出路充满迷茫，但只要是能够招工进厂，他们极低的物欲要求就会得到满足，“也不认为工资低，也不认为给你一个13平米的房子就不公正的，物质上的欲望很快就放下了”。相形之下，那个时代精神上的压力和恐慌要更强烈更深入骨髓，害怕被告密，害怕被揪斗，写个日记都要立马撕掉或涂掉。

　　在婚姻问题上，朱学勤几乎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太多的借助，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成家乃至生存，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不是青年人的父母，而是他们的单位。

　　“‘生杀予夺’这个大权在单位手里，你看结婚也得经过它批准，这个是‘生’。‘杀’，除了特殊情况，你不是反党反革命它是不会杀你了。‘予夺’也都在它手里，它给不给你房子。”

　　70年代中后期开始，“50后”逐渐步入为人父母的行列，他们的孩子降生并开始走上一条几乎全异于他们人生道路。现在他到了结婚的年龄。

　　“两个人结婚在任何时代，要一片属于自己的屋檐，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可今天的年轻人，想以自己的正常工资为自己谋得那一片屋檐，居然成了痴人说梦。“今天到这一步，确实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为此，他帮儿子解决了婚房的问题。那是一栋两居室的小房子、老房子，属于部队的公房，二十几年前他因为特殊的情况离开部队时，跟单位协商保留了住房的使用权。他的儿子在这栋房子里长大，后来又在这栋房子里结婚。朱学勤觉得，作为父母，他已经尽到义务。

　　“现在年轻人太特殊，住房不能靠单位来解决，靠父母帮一把，情有可原。……婚房父母已经帮你解决了，解决得虽然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烂。以后(如果)你想改善，就要靠你自己了。”

　　除了住房，他反对青年人一切形式的“啃老”，也极度反感“大办婚礼这种恶俗风气”，如果有亲友给他发来婚礼请柬，他统统拒绝出席。

　　还好，在婚礼的问题上，儿子遂了他的愿。小朱的婚礼是在教堂里办的，只是教友们相聚、祝福，没有什么额外的花销。

　　对于后代未来的生活，朱学勤发觉儿子并不愿意与他做过深的探讨，他也就只能无奈、尊重，顺其自然。

　　“(在婚姻这场冒险中)让父母用过来人的理性帮你判断是有道理的。但是每代人都相信婚姻是自己的事。没办法，只有让他们(自己)磕磕碰碰过来。”

　　他看到妹妹教育外甥女，母女俩常起争执。母亲对女儿的择偶问题常常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比如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房子啊”，“我觉得我妹妹也不是害我的外甥女，是有她作为母亲的天职。而外甥女呢，年轻人比较浪漫，说‘为什么一定要房子啊’。”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呵呵一笑，旁观，不明显表态支持哪一方。

　　“因为无奈，所以我就不干涉，不干涉表面上显得很宽容，好像很站在年轻人这一边，实际上我心里不是这样的。……(可是)干涉他干吗呢？唉，(难道要)‘与上帝争夺人生的书写权’(吗？)……很多时候，人生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过程，算了，就这样吧。”

　　时间一如既往无情地做着机械化的循环流转，却更替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心。

　　“从50年代以来，社会的发展什么都经历过了，唯独没有经历一个正常的年代。每一代人，都会感觉，怎么苦果就落在我们头上啊？像我们这代就会说：为什么就轮到我们插队，我们远离父母啊，我们上山下乡，我们挨‘文革’，我们计划生育啊？那么下一代也会有类似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还会延续好几代人。等到中国社会结束这种极端社会的摆荡，进入一个正常化的发展以后，后面一代才不会有这样感觉。这个时代结束以前，几乎每个年代人都会有叫冤叫屈的心里：凭什么我们埋单啊？其实上下好几代，都付出过自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