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汽发”也因此成为武汉最大的财主之一。在于志安事发后，武汉市有关部门和官员“钱在汽发出，发票在汽发开”的说法广为流传。其时，武汉市流传一句话：在街上吃饭是资本主义，在汽发吃饭是社会主义。

　　“长动”王国

　　1986年2月，于志安以“汽发”为依托组建了“长江动力公司”。他的满腔热情开始转向急剧扩张的野心膨胀。

　　资料显示，短短两年时间内，“长动”公司通过兼并、购买等方式，建成了横跨水电、机械、建筑、建材、交通、造船等六大行业，以及科研、设计单位在内的大型企业集团，下属公司遍布全国15个省市和香港地区，共计180余家单位。

　　1986年4月，“长动”集团承包天津碱厂自备热电站工程。根据于志安的筹划，这是他开展“三个一”项目运作的先例：给我一块地皮，一张支票，到时交给你一把完工钥匙。于志安将各项具体任务在下属成员单位中分项承包，“做成了政府才能做的事情。”

　　非但如此，于志安甚至还破天荒的于1992年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武汉市建材工业局兼并，将其变成“长动”公司建筑材料总公司，创造了“一个企业兼并一个局”的先例。

　　此时的于志安显得豪气冲天。为搞好长动集团，他先后从武汉“汽发”厂拿出4个多亿用于兼并，这些企业中不少与“汽发”厂的发电设备制造毫无关联：武汉照相机工业公司负债千万元，“长动”集团以兼并方式接收其全部资产和债务。

　　兼并武汉玻璃厂后，于志安先后投入现金80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原料。对此，于志安的解释是：没有不能涉足的领域，没有不敢干的事业。

　　各成员单位厂长、总经理由于志安直接委派，同时实行独立核算，以激发企业活力。出版于1988年10月的《走出夹缝》一书记载，于志安其时就鲜明地认为，当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客观存在两条“轨道”，一条由政府机构组织经济活动，一条由企业集团组织经济活动。

　　于志安说，前一种经济活动在我国显示出了种种弊端，“它只能在改善中保留，在保留中改善和消失。”在1980年代末期，于志安的类似言论明显超前，曾引发广泛讨论。

　　走出夹缝》一书出版时首印12000册，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甚至因该书出版为“特等劳动模范于志安同志”题字赠言，一时江城纸贵。

　　时有著名经济学家将于志安的“长动”实践总结为“长江模式”，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还在《经济日报》发表题为《搞好国有企业必须造就大批于志安式的企业家队伍》的文章，推广于志安经验。

　　于志安最辉煌的时候，曾在“长动”大门口立起一座高达数米远远盖过大门的孙悟空塑像。胡训林介绍，“齐天大圣”正是于志安喜欢的性格。在《走出夹缝》一书中，于志安写道，行政机构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管理企业只要有一个法宝就可以了，那就是唐僧的“紧箍咒”。对于企业，应当让它像“齐天大圣”那样大显神通，只要遵守政策、法规，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有什么不好呢？

　　“个人英雄主义”

　　在铺天盖地的荣誉面前，于志安“一贯反抗上级”、桀骜不驯的性格再一次彰显。这时的于志安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营建他的“长动”帝国，一系列关于国企改革、国有产权的超前理论和说法不断见诸报端。

　　时任武汉《爱情婚姻家庭》杂志社社长李德复是武汉当地知名作家，曾与于志安交好，曾为于志安前往华中理工大学演讲牵线。他记得演讲当天，于志安典型地展现出思想开放、意识超前的一面，“听于志安讲话每次都有新玩意。”追随于志安多年的胡训林也记忆深刻，口才出众的他常常一讲四个小时，滔滔不绝、场场爆满。

　　刚到“汽发”之初，于志安就曾拒绝国家注资，声称要自己救活自己。此后，呼吁企业离开国家这一大保姆，强调“企业要靠自己来办”，成了于志安观念开放的鲜明例证。

　　非但如此，于志安还不避忌讳地提出，国有企业产权可以不属于国家，而属于企业自己。这正是于志安引发最大争议的所谓“产权理论”，他提出：国有企业应在承包经营中以企业留利的形式实现企业自主产权，然后与国有产权一起形成股份制，国有产权与企业产权的比例应随企业的发展而变动，开始时国有产权比例可达90%，此后企业产权可以扩大到20%、40%、90%等等，而国有产权相应地缩小为80%、60%、10%。

　　其时，于志安倾力打造的“长动”独立王国已愈发表现出异类的意味。在武汉，“长动”集团成为了“无上级企业”，于志安也因在武汉敢顶撞领导、敢顶撞管事的“婆婆”部门再一次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