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董必武领导的农民运动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4月24日，麻城的土豪劣绅在县城制造惨案，董必武得知后马上主持召开省政府、省农协、省党部负责人联系会议，决定组织“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及时向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讲了上述情况，毛泽东立即组织了300名学生军，开赴麻城，援助自卫军。同时令黄安警备队和农民自卫军配合“会剿”，将围攻麻城的红枪会全部击溃。

　　对革命敌友和武装斗争两人不谋而合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早在4个多月前，即1925年7月中旬，董必武在主持起草的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友？谁是我们的敌？”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作出了初步的分析。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董必武认识到单纯依靠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斗争策略是行不通了，但又一直认为“革命是需要武力的，有文事必有武备”。1927年4月4日，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的重要演讲，提出“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的理论，与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不谋而合。

　　相互理解支持两人携手走完长征路

　　1932年9月，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此时正是毛泽东受打击与排挤、处境最艰难的时期。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心灵受到莫大的慰藉。

　　1934年10月，48岁的董必武和40岁的毛泽东都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同年12月，中央红军在渡湘江前后，毛泽东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要讨论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下决心轻装前进，要改变原定计划，避开敌人的圈套，西人贵州。毛泽东将这些想法告诉董必武等“四老”，得到董必武等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努力说服及中央军委多数干部和董必武等“四老”的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正式肯定了毛泽东指出的红军行动方向的正确性，决定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就从根本上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开始扭转危局。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为了庆贺这次盛会，董必武摆了一桌酒席，特意请来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和谢觉哉、林伯渠等开怀畅饮。

　　长征开始时，董必武被分配在总卫生部妇女队担任队长，每天要带着一批妇女干部、病号，60副担架进行长征。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生产，董必武亲自安排和照顾。毛泽东亦十分关心董必武，在黎平就向中央提出，分配董必武担任妇女队长，管理伤员、夫子是不恰当的，建议另行安排。这样董必武才被调到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

　　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董必武担任抗大四大队政治委员，他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办抗大的指导思想，把政治教育、改造思想放在首位，并经常请毛泽东等为学员讲课，共同培养抗日干部。

　　董必武比毛泽东大8岁，从延安时起毛泽东就尊敬地称董必武为兄，后来党内统一尊称其为董老。

　　国民参政会两人里应外合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殚精竭虑，日夜筹谋，领导南方局及全体工作人员，坚定沉着、机智灵活地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攻势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国民党当局扣押《新华日报》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的社论和中共纪念七七抗战6周年的宣言不许发表，并派出大批警宪特务包围红岩村、曾家岩等中共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报馆工作人员在重庆的住地，公开进行跟踪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