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陈：极“左”的一些东西，把苏联骂得一塌糊涂，苏联是有缺点的，大国沙文主义，但是它在当时对我们是无私的援助，这个我可以证明。“一汽”全部是苏联搞的，从设计到设备供应，到派专家，接受我们的实习生，给我们做了很多苏联第一制造的设备，手把手地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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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远离战火硝烟，吃得饱穿得暖。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没怎么见到过祖国的河流山川，人情冷暖。这群在二战期间，被秘密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共革命烈士和高级干部的子女。具有特殊背景的他们，见证了中苏两国蜜月时期亲如兄弟的友情，也经历了中苏反目时相互间的憎恨和嫌恶。然而这些有着地道的中国面孔却时时透出俄罗斯民族性情的孩子，他们少年时的经历，给他们的一生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特殊印记。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位，已经80岁高龄的陈祖涛，讲述他们的留苏生涯。

　　陈祖涛，1928年出生，红军早期将领陈昌浩之子。陈祖涛记得，1939年父亲带着11岁的他和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出发，到苏联治病。到了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陈祖涛离开父亲，到离莫斯科60公里外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之后，他们又集体转到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

　　陈祖涛（以下简称陈）：在这里，全部是中国同学，大概有三种小孩，一种是中国领导人的子弟，如毛岸英、毛岸青，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蔡和森跟向警予的儿子、女儿，李富春跟蔡畅的女儿李特特，烈士里面除了蔡博以外，还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一是高干子弟，一是烈士子弟，还有就是在苏联生的，我们那里一共有大概二三十个人吧。

　　陈祖涛记得，当时和他一批来到国际儿童院的还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高岗的儿子高毅。陈祖涛回忆说，国际儿童院里的生活环境相当优裕。用他的话说，和延安时期相比，这里的生活就是天堂。从衣食住行到教育，无一不让陈祖涛大开眼界。

　　记者：吃什么？

　　陈：我们开始吃洋面包了，所以有人到现在还有人说，你是吃洋面包、吃奶油长大的。当时，我在延安吃小米，到了苏联，完全是全新的，穿的也是新装，叫做少先队的服装，一个是穷得很，一个是富得不得了。

　　衣食住行解决了之后，语言障碍成了困扰孩子们的大问题。在国际儿童院虽有中国教员安排学员们的生活起居，但教课考试还都是用俄语。

　　陈：俄语，是我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到小学里去学习，不懂俄语，根本就不行，所以我们到儿童院，他们给我们指定了一个俄语老师，教我们俄语。我跟刘允斌不会讲，我们每天差不多5点钟起床，苏联冬天很冷，就到室外去练习发音。

　　学了一年以后，陈祖涛和小伙伴们基本上都能听懂俄语了，学习成绩也进步神速，就在生活格外宁静安逸的时候，一场变故突然袭来。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战势紧张，国际儿童院的供给得不到保障，师生们需要靠自力更生解决生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