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亲自部署或直接出面，无畏而又巧妙地冲破重重阻隔，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广泛地向国际友人和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秘密通报国民党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和国民党当局对重庆一切正当活动采取的非法封杀行为，向国民党进步人士进行交涉，向苏、美、英等外国使馆、各国报馆及其他各方著名人士秘密发送相关材料，要求制止国民党当局挑动新的内战，重申中共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方针，表达中共切盼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以利团结抗战到底的诚意。

　　这些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展开的准备军事反击的斗争，对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停止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起了重大作用。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7月13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称赞董必武的工作很得力，并说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

　　这次反共高潮被迫停止不久，国民党在重庆操纵召开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企图通过和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反共决议。这时，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又只有董必武一人。因已听说国民党顽固派想利用这次会通过反共决议，董必武便决定不出席，以示抵制。开会前夕，国民党派其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前往敦劝，声明决没有利用会议反共的意图。董必武请示中共中央，毛泽东电示报到出席后相机处理。开会时，面对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利用作军事报告之机，突然袭击，百般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指责中共及领导的抗日军队不遵守军令，擅自挺进敌后，扩大防区，强收粮税，与国民党军队磨擦，任意发行货币，扰乱金融，又在西北地区大种鸦片，破坏禁政等等，董必武按会场规则当场质问，严厉批驳，有理有据，非国民党参政员频频点头，何应钦听后面红耳赤，色沮神慌，不能对答。董必武批驳完后。又针对国民党CC派参政员违反会议规则，无理叫嚣起哄，愤然退出。

　　董必武和毛泽东作为我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主要代表。成功地利用这一合法讲坛，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既维护了国共团结，又打击了顽固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发展了进步势力，扩大了党的宣传和影响，积极配合了我党中央同国民党的整个斗争部署。

　　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广泛地开展交朋友的工作，1944年元旦，毛泽东批准给董必武提前祝贺60大寿。中共中央贺寿电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电文说：“……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董必武始终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给中共中央发出了谢寿电：“……抗战以来，特别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感到无尚光荣。……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无论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1944年12月8日。董必武应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向党中央汇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和自己在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董必武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处理党与政权关系毛泽东支持董必武

　　党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于1928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批评了那种“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的错误做法，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多次就民主建政的问题与毛泽东进行商榷，探讨民主建政的步骤与方法等重大问题，并达成共识。1951年10月18日，身为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针对华东局指示各地党委直接去做县乡建政工作的典型试验，写信给毛主席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指出：“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11月，他又在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但并不是直接指挥国家政权”。董必武指出的这些原则当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董必武致信饶漱石后，毛泽东12月4日复信给董必武：“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董必武信件内容的肯定与赞赏。

　　毛泽东两次提议董必武担任代总理和代主席

　　1950年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提议：“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斯科后再发表。”这封电文，凝集了毛泽东对董必武的厚爱和信任！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心力交瘁，周恩来又病重，国难思贤。1972年2月下旬，毛泽东毅然请董必武出任国家代理主席，治理国政，支撑危局。充分说明董必武是毛泽东十分信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