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种虔诚，钟枚生进了位于澧县的劳改农场。他入狱后几个月，法官送来了他妻子的离婚协议。

　　他以加倍的热忱投入到劳动生产中。有几件事，他记得特别深刻：

　　在修复垮掉的大堤时，13个人一组干活，别的组都是11个人挑土、2个人上土，他却让其他12个人挑土，自己一个人上土。

　　在守棉花仓库时，他发现一个石灰仓库起火，但是，那个仓库在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外，其他服刑人员不敢过去。他大声喊，大家立功的时候到了，要是加刑就加他一个人。在他的鼓动下，大家跑了过去，及时灭了火，仓库只烧掉了一个角。

　　他当过一段时期的用牛组组长，一次，洪水冲垮了垸子（类似于堤坝），其他人都跑了，他想起垸子里还有6头牛，涉险把牛赶到大堤上。结果，牛保住了，但洪水冲走了他自己的所有物品，包括一直保留的判决书。

　　他说，劳动为自己带来了荣誉，他先后立过特等功2次，大功3次，其他的小功还很多。这些荣誉并没有为他换来减刑。在农场服刑之初，钟枚生不敢写申诉信，因为，很多写申诉信的服刑人员因此被批斗。

　　1963年，一名分队长看了他的材料，认为他是冤枉的，动员他写申诉材料。于是，他开始写申诉信，但一直没有回音。1964年搞“四清”时，他的弟弟写了封申诉信，请大队干部群众签名盖章，提出要无罪释放钟枚生，但是，“四清”干部不同意。

　　1971年初，钟枚生获释。此时的农村，已取消公共食堂，但仍处于高度统一的集体生活中。

　　3被影响的生活

　　钟枚生回到家里，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和祖母与他相对垂泪。

　　身负“地主子弟”和劳改释放者的双重身份，钟枚生说，自己总有一种被人歧视的感觉。

　　回家后，他学了一点医疗知识，有时帮社员看看病。但是，大队干部开大会时不点名地批评过他“小恩小惠，骗取群众信任”。

　　他再次结婚已经是1975年。在别人撮合下，他做了上门女婿，妻子比他大几岁，已有5个孩子。

　　他的妻子回忆，当时很多人反对他们结合，她本人也不愿意，但她的哥哥一直说钟枚生是冤枉的，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第二年，他们的孩子钟天安出生。

　　“文革”随后结束。在钟枚生看来，自己申诉成功的希望大了。

　　他一直没有停止申诉。

　　但是，后果也出现了。他说，1978年，他的申诉引起反弹，公社的一个部长说他偷伐杨树，将大队分给他家的杨树，自己买的椿树、杉树全部收走了，甚至，还拆掉了他家的一间房子，还收走木料。

　　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一家8口睡在一间屋子的两张床上。

　　这种状况，一直到了1983年左右他家砌了新房才改观。

　　钟枚生的案子连同那顶“地主”帽子，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命运。

　　村民陈世民回忆，钟枚生的父亲经常被戴上高帽子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