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份申诉材料上，钟枚生写道：“我父遭到常年批斗，患上精神病，最终抑郁而终。”

　　1962年，钟枚生的大哥在湖北监利一个农场当上中队长，上级准备调他去一个分场当场长。政审时发现他不仅有个“地主爸爸”，还有个“劳改犯弟弟”，升迁的事黄了，连中队长的职务也被撤掉。

　　1970年代，钟枚生妹妹出嫁，也因为“地主”成分被婆家排斥，气得外出喝农药。后来，幸亏钟枚生及时找到妹妹，把她背回，用肥皂水抢救，才抢回一条命。

　　“这叫历史污点啊。”钟枚生感慨。1978年，接到他的申诉后，当时的平反工作组曾找过他，他本以为事情的解决有着落了，不料，工作组却叫他别再翻案，否则，就不给他解决家庭阶级成分的问题，“我被迫签了字”。

　　1982年，原沅江县政府在复查之后，给钟枚生的父亲发来通知，称他家的“地主帽子”属错戴，予以纠正。

　　这固然是一个喜讯，但钟枚生说，自己高兴不起来。

　　4迟来的无罪判决

　　19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

　　这对钟枚生来说，无疑是个大解脱。虽然还戴着劳改释放犯的帽子，但毕竟可以自食其力了。

　　后来一二十年间，钟枚生还是在向上级反映问题。不过，家里6个孩子先后读书、成家，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无暇为自己过多奔波了。

　　2000年以后，孩子们相继成家，钟枚生才慢慢从家庭重担中解脱出来。

　　钟枚生说，自己身份特殊，经常受到村民歧视，回望过去，他觉得非常屈辱，那个有罪判决一直是他的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