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出生后至“文革”发生，十几年受的教育，恰好是逆天而行的教育，课本里充斥着一个个典型行为，天天要我们模仿学习：毛泽东和他的顽固父亲的斗争，彭湃夺取自己父亲的田地分给农民，彭德怀枪毙自己投敌的亲舅舅……告发亲人是间谍的少先队员、揭发父亲是奸诈资本家的共青团员、大义灭亲的地主子女……

　　我15岁那年，我父亲李门50岁，正是文革风声鹤唳的时候。家门口不时有押着“牛鬼蛇神”游街的队伍经过，“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时的我在学校也如“过街老鼠”，不时被红卫兵喊到操场上训话。谁叫我的父亲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南方日报用整版的篇幅批了个透，就因为他写过琼剧《海瑞回朝》，与吴晗的《海瑞罢官》一南一北呼应着“反党”。班上玩在一起的同学不再搭理我，原来的好朋友甚至喊我“狗崽子”。我对父亲从原来的尊敬变成了埋怨，甚至想如果他早年牺牲了多好啊，那我就是烈士子女了（也不想想父亲牺牲了也就没我了）。

　　在高涨的“革命情绪”促使下，我们大院一群小孩决定开批斗会，批斗我们的父亲。我们所住的院子在大沙头，是当时省委为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专门修建的。大院里住着肖殷、李门、韦丘、于逢、曾炜等文化人，还有林小群、刘美卿、卢启光等粤剧名伶。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这些文化人理所当然一开始就成了“牛鬼蛇神”。虽然在别人的眼里我们都是“小牛鬼蛇神”，但我们觉得自己是要革命的，依然是革命的接班人。批斗父亲，就是我们最要求革命的表现。

　　参加批斗会的小孩有十多人，从十五六岁到五六岁，全是这些文化人的孩子。表哥和我态度最坚决，年纪也稍大，于是成了这班孩子当然的带头人。我们让各位小朋友回家告诉自己的父亲，老实在家呆着，等我们一家家去批臭斗垮。

　　我家在一楼，批斗会先从我家开始。批斗会前，我和姐姐制作了一些三角形的标语座摆放在各张桌子上，父亲以为我们要做高帽让他戴着去游街，忧心忡忡又不好说反对的话。之前，都是父亲教育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现在，他被剥夺了教育子女的权利，我们也不再听他灌输“封资修”那一套，父亲心里那个屈辱只能往肚里吞。一群孩子把父亲围在了中间，批斗会开始了，我们要父亲交待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要写《海瑞回朝》。父亲本来就是个儒雅书生，他像对待群众一样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详细汇报他这段时间的思想状况，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但坚决否认反党。看着父亲真诚的模样，听着他的交待，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多么希望父亲不是反党分子啊，再说怎么看他都不像反党分子啊。父亲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最高的党性就是讲真话。”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信任而减轻哪怕一丁点罪行，我依然是一个人见人避的黑七类子女。后来，我们说了一些要认真改造之类的废话，结束了对父亲的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