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们到了二楼表哥的家批斗他的父亲韦丘。他的父亲是我姑父，当年跟着我父亲参加东江纵队，跟着“东纵”北撤后在淮海战役中打过仗。姑父是炮筒性格，说话快嗓门大，态度比我父亲“恶劣”多了。表妹是他最宠爱的孩子，大声问他为什么要反党反革命。他指着表妹大声地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走出家门参加革命了，什么叫反革命你比我懂吗？”他又指着表哥更大声地说：“我像你这个年龄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的党龄比你大两倍不止，你又懂什么叫反党？”他狠狠地把我们训斥了一顿，骂我们不在学校读书跑回家里撒野。我们这些毛孩子哪是他的对手，平时颇有自己父亲气势的表哥也不敢吭一声。批斗会变成我们乖乖地听他训话，大气不敢出，几个年纪小一点的更是吓得跑回了家。

　　原本我们计划继续到其他几家去批斗，被这样恶狠狠地训斥后，气泄了不少，干劲也没了，觉得灰溜溜的实在没有意思，散了算了。最后孩子们总结道，我的父亲态度不错，不像是反党分子。表哥父亲态度顽固而且恶劣，可以归入死不悔改那一类。

　　40多年过去了，我父亲早已于10年前离开人世。离世前他没有什么遗憾，“文革”早已只剩下模糊的记忆，没有人否认，父亲的一生清白正直。姑父依然在世，身板骨还很硬朗，只是声音不再洪亮，衣食住行都得表哥照料。几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在父辈面前谈起过那场家庭批斗会，谁也不想揭开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只是表兄妹之间，有时还会讲起儿时往事，感慨良多。我们怎么样都想不明白，当年大家为什么会结伴去批斗自己最尊敬的父亲呢？在我记忆中，父亲全副身心扑在工作上，对工作要比对我们上心。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父亲反党反革命，那出于什么目的我们要去批斗父亲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十年现在才有点眉目。

　　反思往事，我们那时的行为还是有点来龙去脉的。亲情本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亲子之间不可能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我们出生后至“文革”发生，十几年受的教育，恰好是逆天而行的教育，我们的意识里全是阶级斗争、非黑即白、你死我活、大义灭亲的教条。课本里充斥着一个个“英雄”的典型行为，天天要我们模仿学习：毛泽东和他的顽固父亲的斗争，彭湃夺取自己父亲的田地分给农民，彭德怀枪毙自己投敌的亲舅舅……告发亲人是间谍的少先队员、揭发父亲是奸诈资本家的共青团员、大义灭亲的地主子女……

　　我们被教育：亲情、私利在新社会是没有价值的，抛弃这一切的“英雄”才是我们值得仿效的楷模。大公无私、斗私批修是进步青年的必由之路。崇拜英雄，学习英雄，是那时的流行时尚。革命、造反，是那时唯一可以选择的生活。可以说，十七年的教育造就了文化革命的基础；文化的一元化，思想的一元化，使那时的青年失去自己的独立思考，失去自己的脑袋。

　　以至于“革命就是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这么拗口的句子成为流行语，成为那时青年行为的准则。以至于大公无私，大义灭亲成为那时的行为标准。

　　再深入自省，也有自私的阴暗心理：父亲肯定完蛋了，我们这些“黑七类”小孩还要混下去，斗争父亲，博来大义灭亲的“好名声”，在同学和“革命队伍”里重获承认，未必不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利益衡量。

　　只能说，“文革”，把我们愚弄成了没心没肺的傻子。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我们没有揭发父母（其实也没有东西可供揭发），没有脱离父母子女关系（还没有愚蠢到那一步），也没有动手打自己的父母（批判已经够伤心了）。

　　在后来的岁月长河中，当我们也为人父母后，我们终于懂得什么叫亲子之情，什么叫真善美。“文革”，一段需要时时反省、日日警惕的荒诞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