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解放军8341部队是支左的一面“红旗”（来源：资料图）

　　记得那年夏天，在市图书馆的东侧，由几位“执勤”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群众称为“群专队员”）押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说是在公园里搞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被执勤者发现，因此把他们扭送群众专政指挥部。在扭送的路上，沿街群众不知从哪里来的“义愤”，拳脚相加，一直打到那个“群专”的大楼前。

　　那个时候，只要提起“群众专政”，就会想到那些身穿黄军装、手拎铜头皮带的男男女女，那皮带不是用来扎腰的，而是用来打人的。

　　长春市的公检法机关在1967年初被“砸烂”后，长春市公安局成了两派争夺领导权的焦点。为了防止更大的动乱发生，在那年的4月17日，驻长部队对公安局实行了“军事管制”。军管会代表的第一次讲话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声称和其中的一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结查酿成了“六一五”冲击公安局军管会事件。后来，“清队”运动兴起，市公安局军管会把全市的公安干警都集中到了公主岭办“学习班”，这时，全市大大小小的单位，街道居委会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再后来，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机关、学校，管起了“上层建筑”。长春市的“清队工作”，就是靠一些解放军、工宣队员和群专人员来进行的。

　　我家当年居住的大院，紧邻着东北人大的东篱笆墙，西去约一里开外，即是东北人大关押牛鬼蛇神的“专政楼”，时常看见“群专”人员押着那些黑帮们出去“劳动改造”。居委主任和我妈说，这样的“专政楼”现在每个单位几乎都有，街道的老于头也被揪出来，隔离审查了。

　　一天，街道居委会押来一个糟老头，说是被罢了官的某副省长的哥哥，弄到居民点上批斗。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老于头，是原来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为了造成声势，把邻居王锡久也拉去陪斗。老王头是地主出身，在军区曾当过招待所长，据说是有点经济问题，戴过坏分子的帽子，一有运动，就要拿他去“闯堆儿”（充数）。

　　那时，我已经休学在家一年时间，集体大厨房临时变成批斗现场，里面坐满了老头儿老太太和一些家庭妇女。我进去时，几个小学生正在给挨斗的老头上“政治课”，念毛主席语录。这些老头老太太和家庭妇女们，多是来看热闹的，又不知道老于头是犯了啥罪，还有不少和老于头过去打过照面，对已经是“阶级敌人”的老于头恨不起来，结果闹得嘻嘻哈哈，很不严肃。坐在前面的老张头生气了，走上前去，照着老于头就是两个耳光，说：“你过去吃香的，喝辣的，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过去的老地主，把杨白劳都逼死了，就是你这号的人。你到底认不认罪？”人群里一片哄笑，有人说，那是电影吧。老张头瞪了那个人一眼，继续发威风。老于头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念叨：“我，没犯啥罪哟！”老张头狠狠地按他的头，说：“妈拉巴子，你没罪，也得认罪！”老于头恨不得把脑袋塞到裤裆里，连声地说：“我认罪，我认罪！”最后大家振臂高呼：“打倒老于头！打倒老王头！”算是取得了批斗大会的圆满成功。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居委会“清队”批斗会的场面，这大概是当年清队时最“文明”的一幕了。更多的被“专政”对象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随时要准备去参加各种批斗会，挨打受骂就成了家常便饭。

　　“清理阶级队伍”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危害大，究竟牵涉多少人，他们后来的结果怎样，那些丧失人性的加害者又都是怎样的下场？难以作一个准确的分析。

　　仅就“清队”运动发生的背景而言，笔者从当年的有关资料和公开报道中引述与整理了一段文字，或许能够描摹一个大致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