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在三楼公用厕所里，有人用粉笔写了一条“反动”标语：“刘少奇万岁！”（不要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这条标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公安分局军管会下的派出所立案侦查，最后查明，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所为。这女学生的家住在三楼，她爸爸是部队派驻某单位的军代表。那时的军代表拥有无上的权力，为父者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小的年纪就成了“反革命”。因此，

　　尽管这个女学生已经承认是自己写的，但是军代表则向办案人员提出，我女儿这么小的年纪，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和作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教唆和指使的。办案人员“充分考虑”了军代表的意见，追问女学生是受谁的指使写的。女学生信口说出了李业奎的名字。

　　军代表表示了十二分的愤怒和仇恨。说李业奎这个老家伙不但思想反动，而且对她的姑娘早就心怀不轨。在“清队”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这是个典型的反革命案件，查阅李业奎的历史档案，此人还是个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于是新账老账一块算，又抄了他家，说李家藏匿有电台。李业奎即使浑身是嘴，也脱不了干系。

　　有了口供，就有了“欲加之罪”，反标事件，被办成了“铁案”。“反革命”分子加“强奸”犯罪，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也随之而来。7月初，李业奎被关进了市公安局大楼东南角的圈楼拘留所的“小号”里。

　　此后，就是无数次的批斗，单位批完街道批。挨打受骂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雷电交加的下午，李业奎被押回单位批斗，进了那趟作为批斗会场的平房门口，本系统司机李某操着一根三屉桌下的木楞子，狠狠地砸在李业奎的腰上，这一棍击，使他疼痛了30余年。

　　不久后，他又被押到居委会去批斗。在二商店前的胜利大街上，他被几个同事押解着，60岁的肖某，凶神恶煞般地抽打他的嘴巴，把满口牙都打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东西，只好掰着窝窝头，囫囵吞枣似地充饥。不知道过去共事多年的同志，为什么能够忍心对他大打出手。

　　7月30日，在南岭体育场，对李业奎等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进行了宣判。李业奎被以“现行反革命强奸犯”的罪名判处20年徒刑。李业奎被送往铁北监狱服刑，并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劳动改造。起初，他在“新生塑料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生塑料厂”对于长春人来说并不陌生，每至夏季，人们普遍地穿一双由该厂生产的“新生牌”塑料凉鞋。在“怀疑一切”的年代，不知被什么人发现鞋底的纹印是个“毛”字，“新生塑料厂”简直成了对伟大领袖充满仇视的反革命集团。那些天，我曾随着狂热而冲动的人群，四处去调换新凉鞋。现在李业奎进了“新生塑料厂”，拿起了重数十斤的铁模子，压制塑料凉鞋。沉重的铁模子从水里捞出来，打开盖，装上塑料，再盖上盖，然后放在炉火上加热，最后压出成品来。李业奎体格单薄，要把铁模子搬来搬去，一天干活8小时，每天三班倒，劳动强度大，吃窝头就干白菜汤，没有一点油腥，眼睛都“锈”住了。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痛苦，使他度日如年。

　　1969年的春天，李业奎被押解到公主岭监狱服刑，进“新生橡胶厂”劳动改造。每天照例是三班倒。这个厂压制各种轮胎，汽车、胶轮、手推车、自行车，各式各样的轮胎，他都干过。

　　所谓的“政治犯”们编在一个中队。劳累一天之后，60多人睡在上下二层的大通铺上，每个人只有60公分宽的位置，连翻身都吃力。时间久了，他认识了许多人，也了解了他们的案情。吉林市一个叫周善安的，是市里交通系统的政宣人员。“文革”初期，他是江青的热衷支持者，但是后来对江青了解多了，对江青由怀疑到反感，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之后，他更加深了对江青的厌恶，于是写了一封匿名信，结果被查了出来，成了他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中央首长的罪状。同样以反革命罪判了20年。

　　中队里还有一个15岁的大男孩，石岭子人。说来可笑，有一天给生产队打扫卫生，清扫炉筒子里面的烟灰，结果烟灰把墙上的毛主席像弄得尘垢满面。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敬，构成了反革命罪，叛了5年，尔后减刑一年。在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里，李业奎一直没忘了申诉，申诉信说不清写了多少，每一次都石沉大海，但他仍怀着一线希望，不停地写下去。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王管教，叫他在狱中筹建一个图书馆，这样才使他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王管教冒着风险将他的申诉信转了出去。1977年，他的案子有了转机，市局几次提审他，对他的案件进行复查。

　　1978年7月24日，公安机关经过复查，撤销了10年前对他的判决书，推翻了对他的一切不实指控，李业奎“反革命案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李业奎是不幸的，他无端的蹲了10年大狱；李业奎又是幸运的，他盼到了河清之日。

　　可是那些在“清队”中蒙冤而死的就可以被人们淡忘吗？

　　这毕竟是1929条鲜活的生命。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