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耿某召开了革委会和群专会议，研究决定对王某家进行抄家并抓人。

　　5月22日，群专组长陈某带领了30余人，手持扎枪、木棒，把王某一家6口老少三辈抓走，并抄了家，拿走很多衣物和财产。

　　王某与其儿子被挂上“恶霸大地主”的牌子游街批斗。

　　在关押期间，以“隐瞒枪支”、“漏划地主”等莫须有罪名，分别刑讯逼供。

　　三角带、皮带、胶皮管子、电线、木方子都用上了；再蒙上眼睛互相打嘴巴，然后跪砖头、站板凳、坐“喷气式”；再不解恨，就用铁丝拴大拇指上大挂，用绳子拴上两手吊起来在空中旋转；到后来，刑讯再次升级，用铁钳子夹手指，把人吊起来用火烤，把铁笊篱和喷壶嘴烧红了往身上烫……连续20多个小时的刑讯，王某及妻子、儿子、儿媳，以及17岁的孙女，有的鼻口流血，遍体鳞伤；有的几度昏迷，又用凉水烧醒；有的衬衣衬裤脱不下来，感染化脓。王某之妻3个多月不能翻身，王的三儿子腰部受伤，留下不敢弯腰的后遗症。儿媳苏某受刑讯后精神失常。

　　受伤最重的是王某，在5月22日到29日的8天时间里，遭受酷刑20余次，最长的一次达5个多小时，打得体无完肤，大便出血，不能进食。王某受刑不过，被迫承认说1948年在长春桂林路拾到手枪枪筒一支和几十发子弹。

　　5月29日下午3时，召开了批斗王某大会，王某被两个人拽着头发拖进会场，被人用脚踏着拍了照片。怀着“阶级仇恨”的人们蜂拥而上，拳脚棍棒交加，王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被拖回监护室时，于当晚6时死亡。

　　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清”错的有数千人，全地区由于“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尤以长春地区外五县的情况最为严重，自杀1031人，打死172人，共计1203人。仅榆树一个县就打死61人，自杀342人，共计403人（见《长春公安志》第267页）。

　　笔者手头有数份清队时“专案”人员制定的统计数字表。长春电影制片厂“已揪出的坏人”共85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40人，一般干部以下45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分子、汉奸、伪警长、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反动道首、地、富、反、坏、右等14类。有“政治历史问题的”320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112人，一般干部以下208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嫌疑、伪军、警、宪、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脱党分子、摘帽右派等12类。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铸造分厂从1968年的2月份搞“清队”，到1969年9月份结束，触动面涉及384人，定为“敌我”性质的20人，作立案处理的28人，审查有严重历史问题和犯有严重错误的144人，一般性错误的15人，作为一般“斗私批修”处理的78人，继续审查的99人。

　　长春市公安局，仅在“任青远资敌通敌”冤案中，就有15名干警受迫害自杀，35人被拘留、逮捕，336人被集中关押隔离。其中领导干部被武装关押的33人，进小学习班隔离的40多人，受此案牵连而被非法审查的达480多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长春的大街小巷，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广播宣传。

　　在我着手整理长春“文革”中“清队”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在机关的大院里，遇到了李业奎老先生，他已经84岁，精神头挺足，只是新近得了脑血栓留下后遗症，拄上了拐杖。老人在1968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20年，蹲了10年大狱。

　　十多年前，我曾多次采访过他，那是因为他离休后被树为单位老干部的典型。再前溯30多年，正是“文革”的初期，他是我父亲的同事，在我常去的大院里，和他混个“面熟”，只记得他少言寡语，写得一手好字，门前的黑板报，就是他的杰作。

　　再后来见到他，就是1986年的事了。那时，他第一次向我讲述了那段不白之冤……

　　1968年，李业奎的家在二商店的后面，是一栋三层部的日式旧建筑。李家住在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