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作者：单世联，原题：《一幅油画与一段历史：毛、李、刘安源“三人行”》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期间的一幅名作，当时舆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共印9亿多张，超出了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过，毛泽东本人似乎不太满意，据说他在审看时曾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这一“最高指示”通过非正式渠道逐渐传开，有关这幅画的宣传也开始降温。另外，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当时住在长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华里，他不可能从长沙步行到安源。当时从长沙到安源有列车，所以毛泽东很可能是坐火车去的安源。（参见黄式国、黄爱国《〈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载《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

　　毫无疑问，按图索骥、据实考订不是讨论画作的常规方法，但这幅油画确实与中国革命的一段历史及以后的政治运动有关。

　　三位湘籍革命家在安源的成功合作

　　曾被确定为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一度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晚年转向自由主义，无论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不再是共产党人；瞿秋白英勇就义，但其《多余的话》已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生活深怀厌倦，并自称是“叛徒”；罗章龙不具有全局性影响，开除出党后几无声息；王明1956年到苏联治病一去不回；张国焘1938年投向国民党；只有“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李立三虽经无数批判，一度还被关进苏联监狱，但对主义和组织矢志不渝，以其坦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坦克车”式的工作热情为党工作，直到1967年自杀，终生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李立三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为湘籍革命家，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安源罢工。1922年9月14日爆发的这场罢工，虽然在规模与影响上小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大罢工，但由于它是三位领袖人物第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因此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作为安源工运的指导者，毛泽东曾七赴安源，并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到安源，对动员方式和斗争策略作了许多具体指示。李立三是安源工运的主要组织者和罢工的最高指挥者。1922年1月，李创办了安源第一所平民学校；2月，主持成立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4月，发起成立具有合法地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10日，任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为防止当局暗算，委员会议决定由9月11日刚到安源的刘少奇为俱乐部代表，负第一线指挥之责。9月13日到18日，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毛、李、刘成功地领导了安源罢工，安源也为三位领导人第一次施展政治组织才能提供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