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少奇来说，这一错误使他面临高岗的政治挑战。1949年上半年刘在天津发表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讲话后，又批评东北局在关于民族资本家问题上的左倾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因而“党内发生了一场反对少奇同志的风波”。1950年1月，鉴于东北出现“富农党员”的现象，高岗主张土改完成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认为“富农党员”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像高岗那样以为党员就不能有剥削的观点，是一种教条主义。“据高岗说，他收到刘少奇关于东北富农问题与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曾在北京面呈毛泽东，毛泽东转给陈伯达看，对刘少奇这次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鲁彤、冯来刚《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951年，山西省委主张“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刘与华北局都不赞成。刘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立即动摇或否定私有制。这一观点又为毛泽东否定。1952年，高岗进京，向刘少奇发起进攻。直到“高饶事件”后，刘的地位才稳定下来，但1950年代初的“错误”在“文革”中重新成为他的“罪行”。

　　李立三、邓子恢等人与高岗、陈伯达等人争论的焦点是国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实质上是共产党执政后工会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时，首先是刘少奇不赞成发表高岗的文章，然后是毛泽东以更严厉的方式批判李立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毛与李：路线与路线之外

　　1928年11月，李立三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此时他是毛泽东的上级）。李是一个颇有气魄的领导人。张国焘有些漫>>式地写道：“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右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李在任内做了许多工作，不但率先高度评价朱、毛红军，向其他根据地推荐朱、毛的游击经验，而且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四军。由于朱、毛分歧，毛泽东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于1929年6月8日前委扩大会上落选。8月下旬，陈毅奉命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李代表中央明确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示红四军前委恢复毛泽东的书记一职。毛泽东得知李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很快就给李写了一封极其亲切友好的信，以得到李的“指导”为幸：“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毛泽东《致李立三》（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长期以来，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对立得到详尽渲染，并因此模糊了历史真相。1990年，胡乔木指出：“立三路线时，党内并没有很大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来纠正立三路线。立三路线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直接革命的时期，把党委改为行动委员会，让红军攻取武汉、长沙等大城市。共产国际不赞成这么搞，但李立三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有关”（《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样看来，对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关系应当有新的认识：

　　第一，“立三路线”在党内有没有争论？“立三路线”既来自莫斯科，尚处幼年的中国党也就无权也不应该提出反对。“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经传达，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从上到下，无不群情振奋，摩擦掌，踊跃响应。当时尚无‘立三路线’这个名词，但‘立三路线’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拥护。”（《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在赣南中央苏区，朱德后来回顾：“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很怀疑，但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况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虽然婉转，但朱德还是明确地指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人都接受了“立三路线”这一事实。

　　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曾与李立三大致相同，在某些局部且有过之。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称“工农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此文对胜利前景作了热情洋溢的描绘：“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毛泽东也部分地实施了“立三路线”：1930年4月初，李立三要求西红军攻打南昌并进军武汉，6月下发《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政治局决议。毛泽东接到后，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的计划，令一军团打南昌，二、三军团打武汉，争取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下旬，毛在进军途中赋诗纪程：“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西直捣湘和鄂。”最后一句是“立三路线”的诗化形式。7月11日，毛在兴国召开向南昌进军的誓师大会，后因敌情有变而放弃攻城，与退出长沙的彭德怀部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8月21日再攻长沙，久攻不克后于9月12日撤围。10月14日，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已被纠正、李立三已动身赴莫斯科检讨之时，毛在给中央的信中仍对李立三的号召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