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路线斗争”的需要。受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启发，延安时代以来，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模式的党史。毛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需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一系列错误路线的代表作为对比。1971年8月17日，毛泽东就林彪问题在武昌发表谈话时指出：“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并强调像李立三这样犯了原则错误的领导人，始终“没有改”。（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的命运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同年10月，他到莫斯科“汇报和检查”，行前对怀孕的妻子说：“生下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送人吧。”在莫斯科，李立三彻底认输，做了多次深刻而诚恳的检讨，获得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的好评。胡兰畦在莫斯科时与他有一段对话：“有一次，我问他，‘有人说你每次开会，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骂一通，是吗？’他说：‘是的。’‘为什么？’我听了有些惊异。他真诚地说：‘我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罪责难逃！’”（《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国际执委曼努斯基仍然指出：“尽管李立三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但他还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

　　1931年11月，曾因错误受到李立三批评的王明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与副团长康生一起没完没了地批斗李立三，1937年秋又借苏联“镇反肃托”的肃杀之风诬陷李立三是“托派”、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等等，致使李立三被捕，受到非人折磨，直到次年7月才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出狱。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作为党内团结的标志，身处异域的李立三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回国后任东北局敌工部部长等职。1948年8月，回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上，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8年3月，刘少奇到天津参加顺直省委工作，次年6月出任满洲省委书记，直接指导中东铁路工人拥护苏联、反对国民政府占领中东路的斗争。因为没有实现建立全路总工会和实现全路总罢工的目的，刘受到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1932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工会问题，指出刘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全总党团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已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泥坑之中”，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撤销其职工部长一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随后，刘少奇的“错误公布于全党”。1932年年底，刘进入江西苏区，长征到陕北后不久又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1936年4月，刘少奇撰写《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结合次年写给张闻天的信及在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看，刘在此时发表多篇批“左”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六届四中全会的“王明路线”。正是这一批判，刘少奇见赏于毛泽东。1937年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但明确表示“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说：过去“对少奇同志的处理态度是完全不对的（不分皂白的打击，不尊重他的意见，几次的组织结论——并以之对付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今天应该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从此刘少奇不但是杰出的工运领导人，也是陈云所说的“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并在1943年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

　　也许刘少奇与李立三同以工运起家，思维与作风比较接近，在1952年李立三再度挨批后，刘给予了一定的关心。1959年，有人说李“反对三面红旗”，要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刘知道后说：“要再批判李立三，他就爬不起来了，让他自己检查一下吧！”保李过了一关。

　　在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等成为中国革命的金科玉律后，党史、革命史宣传中较少提到1920年代初的工人运动。由于毛泽东的关系，安源罢工光芒万丈，只是这光荣已与李立三无关了。1954年9月，李立三到家乡醴陵休假，他告诫自己绝不踏进安源一步。事后对秘书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

　　李立三的名字从安源罢工中抹去了，但他仍有义务为毛、刘的功绩作证。1963年，根据安源罢工摄制的电影《燎原》上演，李立三应《北京日报》之请写了一篇影评，主要内容是肯定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文章发表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文章对毛泽东突出不够，李只得增补修改后再度发表于《人民日报》，并加写了一段话：“影片中一些个人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一些个人”主要是指影片中的“雷焕觉”，即刘少奇。

　　燎原》公映时，毛、刘关系已比较紧张。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罪名之一是“工贼”，包括“反对安源工人罢工”、“出卖工人利益”、向资本家“屈膝投降”等。1967年5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开始批判《燎原》“篡改历史，抹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作用，为中国赫鲁晓夫树碑立传”……同时也稍带了一下李立三：“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李立三原本是唯心的言论又成了一个罪状。当造反派要已是“死老虎”的李立三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时，他公正地指出，在他与刘少奇在安源、上海、武汉三次合作中，“没有看出什么大问题”。李立三无愧地结束了他与刘少奇的关系。

　　1966年，毛泽东就安源罢工问题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什么人？这当然是对长期以来把刘少奇说成是安源罢工领导人的不满。于是，从1967年10月到1969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直开放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1968年7月，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组织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由“两报一刊”正式发表；进而，20年代流传于安源工人中的叙事歌谣《劳工记》的歌词“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名号能至李先生……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刘少奇与朱少连，倡首发派到安源……”渐渐地变为：“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在全国一片“安源热”中，1967年7月4日，华北局机关造反派宣布：李立三留下以“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开头的遗书后“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自杀之前，李曾遭受造反派多次批斗殴打。1969年11月，刘少奇病逝于开封，死时新加的帽子是“烈性传染病患者”，姓名改为“刘卫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