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长年关注中国近代史，对民国时期的教育颇有研究。他为张立宪推荐了3套书。一套是出版于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教科书；第二套是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民国学制改革后出现的教科书。

　　在傅国涌的介绍下，张立宪又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在石鸥那里，张立宪大开眼界，找到了全套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民国老课本。

　　曾有石鸥的朋友，也是一位长期研究基础教育的学者，在看到石鸥搜集的那些老课本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可从这里寻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张立宪更有兴趣了。他认真读了几遍那些老课本之后，便成立团队，开始紧张的修订编辑工作。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时至今日，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已经基本完成。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这是近年来，最“完整”的一套老教科书。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张立宪还雄心勃勃，准备再用几年的时间，再现一批老课本。“我们这个群体把民国老课本拉过来，一起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或者在试图接近它。”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也被香港一家出版社看中，对方表示要在香港发行。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民国老课本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

　　张立宪的电脑中，储存着大量的老课本照片。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上，有的残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就是在这一张张图片中，他和他的团队修缺补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这样的队伍，在为这个国家修缺补漏。

　　石鸥介绍，民国初始，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迅即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一切教科书。新教科书的编撰工作随即在官方和民间进行。

　　商务印书馆也召集精英人马，开始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的人有庄俞、沈颐、高凤谦及张元济等。这些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人物。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这些知识精英提出该套教科书的十四条编辑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还有“普及参政之能力”，“扩充国民之德量”，“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等多条要求。

　　这些编辑要求也体现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新国文》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就指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这些要求，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耳目一新。”石鸥说。

　　在这套教科书的初小部分，学生们多是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翻看这套深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第一册，也可看到，从“人”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并配以插图。

　　“这样的书，很适合孩子阅读。我5岁的女儿就喜欢读。有时，她看着图，还会让我给她讲。”邓康延的朋友杨政说。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不久，杨政就背着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老课本新阅读”的用户名，并雇专人打理，将邓的书一条条摘录上去。开通仅5个月，已有2。5万多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