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语境下，达县专区也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工业上号召“超英赶美”，组织了大约85万人的钢铁大军，建成土高炉上万座，铁质的生活用品和碑、钟等文物都被拿去炼钢了。仅宣汉县，就有4557间农民住房、5997间牲畜圈舍和1659万株成林树木被拆毁砍伐，充当燃料。农业上，则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统一劳动和吃饭供给。

　　“大办公共食堂，不准自己家冒烟做饭，农民也没自留地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没有三面红旗，农民要好过得多。”时为达县专区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严宗全对南都记者说。农民的命运和人民公社紧紧捆绑在一起，为此后的灾害埋下了伏笔。

　　朱全森说，为响应“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那儿就把两个食堂合并成了一个，小李家沟的人都要去大李家沟吃饭。开始时，有的妇女觉得还可以，因为不做家务了。后来从觉得不合口味开始，慢慢问题越来越多。”

　　但在1958年，吃饭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按受访者的说法，事实上，虽然有农作物腐烂在农地里没有收割，但这一年的事实粮食产量较1957年为多，这一年并没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起干劲搞生产”。也是在1958年，“大放卫星”的风气开始在全国流行。“粮食都估产很高，从亩产千斤到亩产万斤。”周永开说。

　　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在四川省大跃进上颇费心思。“他讲要亩产万斤，有一次，温江一位地委副书记说，达到亩产9800斤了。四川省委书记说：只9800斤，一万斤搞不上？这位地委副书记说，没得行了，只9000多斤了。省委书记说：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周永开提及这段往事时，也注意到现在袁隆平超级稻亩产刚刚突破900公斤。

　　“不相信农民会种田”

　　为了达到高亩产目标，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达县专区也采用了很多办法。

　　首先是划分了很多试验田，并在耕种方式上力图革新。比较带有时代特色的革新包括密植和深挖，这和农民传统种植方式相去甚远，但举国上下强制推广。

　　朱全森记得，1959年的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叫去种植试验田。“干部在一边指手画脚，叫我种第一行，我就按照密植的要求种了。区委书记表扬我，说我的‘四方兜’密植很好，又问我是否会‘梅花秧’种法，我说会。他让大家都这样种，我们七八个人栽了一下午秧苗。后来没人去收割。太密了，根本不产粮食。”“四方兜”也好、“梅花秧”也好，一个共同点是密植。

　　密植不产粮食的现实，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朱全森说，到了1960年，四川省又发起“三个一”运动，要求栽秧的行距等都要保持一致，试验田种地都要拿着尺子，一边量一边栽，“太密了，不仅费种子，而且耗工误农时，十几个人一天也就载一亩秧。”更关键的是，影响收成。示范田，大家要严格按要求密植，非示范田就好些。

　　深耕的经历同样惨痛。1959年，朱全森工作的碑庙乡组织机关干部和右派分子40多人，去中心校后面一块田地种植油菜。“挖地，挖三尺深，分三层挖。然后种植油菜。这是最荒唐的事，后来颗粒无收，油菜根都烂了。但到了1960年，还继续深耕。”

　　那次深耕，朱全森等人一直劳作到凌晨2点，大家头发都被露水打湿，也感觉非常疲惫。一位干部提议回家休息算了，得到大家响应。他们回去洗洗刚躺下约半个小时，就被哨声唤醒，原来上级检查来了。大家赶快起来，又赶往田头。

　　“一晚上没怎么睡，怎么办？早饭后，白天睡。”朱全森把房门外挂上锁，谎称下乡去了，自己则在屋中睡大觉。其他人或者去农民家，或者在山间找块空地，补回头晚的损失。

　　这是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强迫超时劳动现象，普遍的饥饿让这种劳动强度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民众在可能的空间内寻求解脱。朱全森说，1958、1959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野战”，到1960年上半年随着水肿病越来越多，才慢慢少了。有一次，在碑庙中心校搞基建的朱全森去李家营生产队送木料，看到管理区一个副队长正组织大家披着蓑衣去农田“野战”。“没下雨，怎么披蓑衣？”朱全森内心奇怪，偷偷跟了过去，原来他们只是在应付上级检查，在附近一个空房子内地上铺着蓑衣睡觉。

　　何大地祖母的弟弟，曾经在背地里痛骂：这样背时的政府哪能……，这样搞生产哪能有吃的？只是那个时候，这种声音只能在私下讲出。“没人敢说真话。”朱全森说。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大跃进之前，“整风反右”等运动，已经让人们懂得管好自己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