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胡同，梁漱溟先生的摇篮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安福胡同与其北面的紫禁城一样，始建于明代。它东西走向，与中南海新华门南北相望。这条古老的胡同曾与乾隆所宠香妃的名字连在一起，因她的亲眷曾在此定居。历史记载，梁漱溟先生落生于胡同中的小屋，却没有确指。于是，在整条胡同里行走，端详每一个院落、每一间房屋，都倍感亲切，现代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的生命气息流淌其间。

　　一位皮肤白皙、面庞红润、疑似香妃后裔的老妇人坐着轮椅，在她老伴的陪伴下“散步”。她好奇地拦住我问：“你拿着相机在拍什么？”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什么，我只知道我在想什么。在想梁漱溟先生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也许是安福胡同与铜井大院交叉口的那棵苍翠古树下，也许是在早先清真寺高大的石券门前……

　　梁漱溟先生的生日适逢九九重阳节，这实在是一个吉祥的征兆，也预示着他的生命途程是一个登高的过程，在求索真知的学术道路上向上攀登。安福胡同的东口，正好面对国家大剧院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而该胡同的西段，则毗邻北京音乐厅。几乎每晚都在上演的戏剧与音乐会，像是在为安福胡同而祝福，只不过梁漱溟先生不曾听到而已。

　　胡同生活远比宫廷生活来得自由开放。

　　一生放言无忌的梁漱溟先生，生长在一个清朝末年的“民主家庭”。父母从不干涉他的思想、行为。“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局，爱读《三名臣书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星使书牍》（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书籍，写日记，勉励自己。”

　　他更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国事大于家事、国家命运重于个人生命的人生道理。

　　父亲梁济（字巨川），清末曾任内阁中书，民国时在内政部供职，60岁生日前写下《敬告世人书》后投积水潭自尽。遗言：“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漱溟先生感叹：“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和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之家’和‘仕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清苦之极。父亲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的……位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固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

　　父亲梁济对儿子“完全是宽放的”。他在教育孩子这一点上，很有些西方化味道，不让其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在读过《三字经》后，便让他读传播世界新知识的《地球韵言》（张士瀛撰）。这在当时是一破例的事。

　　梁漱溟先生回忆：“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梁漱溟先生先后在北京第一个“洋学堂”，即福建人创办的“中西小学堂”，以及“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和“江苏小学堂”读书。而他得益于课外读物最多，如父执彭翼仲1902年创办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他说：“讲到北京报业史，这要占第一页。”从报纸中，他了解了科学知识、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包括“伊索寓言”之类，也知晓了社会新闻和思想言论。对他幼小心灵触动最大的，是报界发起的“国民捐运动”。报人观点是：庚子赔款四万万两，若分年偿付，则为期越久，本息积累越大，不如全体国民自动一次拿出来划算。

　　另一件事也和报纸有关。彭翼仲先生办报经营蚀本，债台高筑，几乎自缢。父亲梁济先生慷慨解囊，拯救朋友于危难。儿子梁漱溟年龄虽小，却能见其大者：“见出当时艰难情形和他们做事动机之纯洁伟大。——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1900）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