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顾保孜，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原来制定的一些政策有所变动，主持中央工作[GongZuo]的周恩来[ZhouEnLai]相机而动，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1972年4月，陈云返回北京。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ZhouEnLai]进行了外贸工作[GongZuo]的领导和研究。两年多里，陈云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GongZuo]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GongZuo]的新开拓，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ZiBenZhuYi]国家[GuoJia]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苏联甚至威胁要用原子弹来对中国[ZhongGuo]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东欧，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卫星国的极度不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纷纷向美国、西欧靠拢，抵制苏联。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ZiBenZhuYi]两大阵营实际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GuoJia]和发展中国[ZhongGuo]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江西两年半之久，并未使陈云成为桃花源中人，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同时思索着我国的应变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刚刚出任中国[ZhongGuo]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等人。陈云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他把工作[GongZuo]指作“打鱼”，把休息指作“晒网”。陈云既不喜欢打牌、打麻将，也不喜欢跳舞之类的娱乐，平日休息，主要是听评弹录音。陈云问李裕民：“你多大年纪了？”李回答43岁。陈云说：“听了很高兴，30多岁到40多岁，正是干工作[GongZuo]的时候。”又问起在延安一起搞过财经工作[GongZuo]的乔培新的年纪，然后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ZiBenZhuYi]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WoMen]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GuoJia]，25%面向资本主义[ZiBenZhuYi]国家[GuoJia]。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ZiBenZhuYi]国家[GuoJia]，25%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WoMen]对资本主义[ZiBenZhuYi]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ZiBenZhuYi]，我们[WoMen]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ZiBenZhuYi]，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WoMen]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这些话，在改革开放进行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真理，然而，在当时，却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人们刚刚从一场“防止资本主义[ZiBenZhuYi]复辟”、“批判资本主义[ZiBenZhuYi]道路”、“消灭资本主义[ZiBenZhuYi]尾巴”的狂风暴雨中走过来，外贸领域的干部几乎是谈“资”色变。进口外国商品必须供批判用，出口商品必须支援世界革命。所以，外贸活动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极左做法充斥其间，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虽然还在进行，却是只邀请“左”派商人前来，交易之前，首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像章，高呼革命口号，如果外国人能遵守这些政治要求，我方在交易中则可不计较价钱，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有的狡猾商人来到中国[ZhongGuo]，装模作样，好话说尽，骗得利润到手，回去把中国[ZhongGuo]货上的工农兵商标换成大美人，加价抛向国际市场，大赚其钱。还有的外国“左”派自己就打成一团，乘坐同一架飞机来中国[ZhongGuo]，一派从前门下，另一派从后门下，互不理睬，还要中国[ZhongGuo]向他们做思想工作[GongZuo]，促进“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竟然提出要以资本主义[ZiBenZhuYi]国家[GuoJia]为主要对象进行贸易，还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ZiBenZhuYi]，确实让人为他的胆略感到钦佩，又为之捏着一把冷汗。

　　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ZiBenZhuYi]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ZiBenZhuYi]国家[GuoJia]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舒尔茨等的讲话、文章，以利用外资。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陈云尖锐地指出：“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ZiBenZhuYi]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那些“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极左教条，陈云旗帜鲜明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WoMen]做工作[GongZuo]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ZhongGuo]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GongZuo]，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今天来说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ZhouEnLai]批准了国家[GuoJia]计委提出的引进[YinJin]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这是中国[ZhongGuo]工业发展急需的一批关键设备，有的“文化大革命”前就准备进口，但“文化大革命”一来，江青一伙挥舞极左大棒，把进口设备批成“投降卖国”，无人再敢建议。直到林彪垮台后，有关部门才又旧事重提。但张春桥却说：一米七轧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能造，不用进口。然而，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打手们，根本不懂技术，又压制技术人员，闹了一年多，连个轧机的影子也没见到，钢铁工业的发展被他们一误再误。于是，周恩来[ZhouEnLai]、李先念再次布置国家[GuoJia]计委申请进口，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同年，还批准进口美国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线技术。江青等人又跳出来，横加指责和破坏。

　　1974年2月，四机部有个技术员给江青写信，“揭露”出国谈判引进[YinJin]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中国[ZhongGuo]代表团接受了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玻璃蜗牛礼品，是甘心让外国人侮辱我们[WoMen]“爬行”。江青如获至宝，气冲冲地赶到四机部，发表一通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玻璃蜗牛是“侮辱我们[WoMen]，说我们[WoMen]爬行”，要求退回，并强烈抗议。周恩来[ZhouEnLai]指示外事部门经过调查，弄清玻璃蜗牛是美国人常用的一种礼品，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决定，收回江青的讲话。但经过“四人帮”的一闹，这个彩色显像管生产技术的引进[YinJin]被耽搁了好几年。原本在引进[YinJin]报告上签了字的王洪文，这时也随着江青把脸一翻，说向外国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ZhouEnLai]进行引进[YinJin]工作[GongZuo]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要求在引进[YinJin]轧机时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连同必需的附件、备件一起进口。他说：这套轧机“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钢板300万吨，很不合算”。

　　在周恩来[ZhouEnLai]、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共同领导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GongZuo]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进[YinJin]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YinJin]高潮。这一期间引进[YinJin]的重要成套设备，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ZhongGuo]经济大发展的主力军。

　　但是，当时中国[ZhongGuo]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阴云下得到解脱，“四人帮”还控制着较大的权力，极左错误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迷雾再起，于1976年达到高潮。邓小平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和陈云等人进行的纠“左”努力也遭到批判。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立即指使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派出大量记者前往各个部门搜集材料，攻击陈云、万里、胡乔木、张爱萍、周荣鑫等复出的领导干部。张春桥说，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GongZuo]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陈云痛心地看着费尽心血才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毁于一旦，同时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层去“蹲点”的精神准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地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根植于“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毒瘤。叶剑英请王震找陈云商量。当时，可供选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并派人请陈云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上，不顾华国锋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坚决主张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GongZuo]，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又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上，提出了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关键性的意见。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国[ZhongGuo]终于走上了重整河山的正轨。在历史的激浪狂飙中，陈云以他岿然不动的信念，给人们留下了中流砥柱般的高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