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靠购买西方武器来打仗的，就财富和金钱而言，中国甚至要远远超过日本。但是，在既无现代制度支撑、又无贤明“人治”保障的情况下，清王朝选择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于国防建设的资金挪用于奢侈的皇室享乐，活生生地断送了北洋海军和近代中国的军事近代化。

　　作者介绍

　　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现为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加拿大渥太华中国事务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东西方战争文化比较研究、战争史、国际军事与外交、中国海权战略。出版著述《帷幄与决胜》、《战争的文化透视》、《寻找敌人》、《撩开后冷战时代的帷幕》、《文明的转型与中国海权》，译著（与人合作）《美国世纪的终结》、《山那边》。发表文章260余篇。曾应邀访问美国国防部、国防大学、西点军校、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太平洋战区总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并在加拿大外交部北亚司、国防部战略研究院、皇家军事学院、罗马俱乐部加拿大协会发表讲演。

　　人们可以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因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毕竟，中英对抗是近代工业国家与原始农业国家的对抗，军事技术的时代差距是任何因素都不能弥补的。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能归因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了，因为当时的中日两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靠购买西方武器来打仗的，就财富和金钱而言，中国甚至要远远超过日本。在既无现代制度支撑、又无贤明“人治”保障的情况下，清王朝选择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于国防建设的资金挪用于奢侈的皇室享乐，活生生地断送了北洋海军和近代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制度先进与否决定着军事现代化的成败。

　　一、丧失制海权导致甲午战争彻底失败

　　北洋舰队作战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厄运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十几年前，我在阅读美国著名海军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传记时，有一个观点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马汉对两千多年来海权实践所做的规律性总结：谁掌握了海权，谁就掌握了历史的命运，海权是通过一场海上决定性会战来决定的，而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负是由交战双方的战术火力强弱决定的。在那个年代，马汉的观点让我感到震撼。那本传记的许多内容如今虽已淡忘，但是马汉的这一论述却一直留驻记忆之中。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最早受挫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则是“甲午战争”惨败，这场惨败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逼入坎坷凶险的途径，并差点使我们民族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万劫不复！

　　甲午战争惨败源于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战败。当时，日本对战争的结果准备了三种预案：如果海战失利，日本退守本土，如果获胜，则在中国登陆，打平的话，就在朝鲜半岛和中国拉锯。可见，中日海上决战是一场决定两个国家未来命运的事件，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正如以后众所周知的那样，我们在那场决定性的海上会战中严重受挫，从而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接着在日本海陆进攻下，输掉了整个甲午战争，并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洋舰队作战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厄运链上最重要的一环。然而，一个令人不太满意的情况是：整整116年过去了，我们似乎还没有在最直接的军事层面上，对那场决定我国百年命运的海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确实是比较遗憾的。

　　长期以来，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得失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国内各路学者也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许华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杨志本则认为：如果北洋舰队也摆出“单纵列”队形，和日本联合舰队形成同向异舷交战，战役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完全改观了。许华、杨志本和吴如嵩等先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甲午海战失利的战术原因的主要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