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36年后，鲁迅的健康每况愈下，早已患有的肺病日渐加重。1月，他的肩和胸时感剧痛。3月2日突然气喘大作。5月15日病情再次发作，一直热度不退，打针、输液未曾间断。6月15日，日本医生松井为鲁迅照了一次X光，发现他的肺部只有极小部分是完好的，体重也急剧下降到三十多公斤。朋友们都为他的身体状况担忧，外国友人、宋庆龄女士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请来一位当时在上海的欧洲肺病专家邓医生给鲁迅诊治，医生在惊讶于鲁迅生命力之顽强的同时，又说，倘是欧洲人病到这种程度，则五年前恐怕就已经死掉了。鲁迅很感谢这位医生来给他看病，并幽默地说:你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但一定没有学过怎么给一个死了五年的人开方治病吧。对医生的如此“警告”，鲁迅更感到时间的紧迫，更需要“赶快做”！6月末的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5日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连长期坚持的日记都不能继续，可见他的病情是相当严重了。8月，他痰中带血，病况愈发严重。他曾赴须藤医院就诊，从肋膜抽水，再次吐血。

　　9月5日，他在《死》一文中对自己的病况做了简单的叙述，谈到自己的一些杂感。《死》是鲁迅逝世前一个多月写的一篇文章，他写道:“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是可以自白的。”并在文章中留下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的。(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无和他接近。从这几条遗嘱中我们也能真切感受到他对友人的真诚与信任、对中国新一代文学青年的殷切希望以及对家人的关爱与不舍。

　　在鲁迅病况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宋庆龄正因阑尾炎住院治疗，史沫特莱到医院看望她，并告诉她鲁迅病重的消息。宋庆龄马上要去看鲁迅，但由于伤口未愈，朋友和医生都劝说她不能出院。宋庆龄只好用英语口述自己的急切心情，因为一直就读教会学校，书写汉字有一定困难，只好由世交好友廖梦醒女士代笔，根据她的意思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力劝鲁迅赶快入院治疗。

　　这封具有珍贵历史价值、见证宋庆龄与鲁迅的友情的信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用纸2页，纸质为道林纸，(附信封一个)信纸高21厘米，宽28厘米，钢笔竖写。信是这样写的: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这封信落款“宋庆龄　六月五日”，墨色笔迹与正文不同，是宋庆龄惯用的蘸水笔所书；信封上“周同志收”几个字，墨色笔迹与落款同，也是宋庆龄的亲笔。信封上没有邮票、邮戳，可见没有走邮局，而是专人送去的。

　　这封信言辞之恳切，语气之急迫，友情之真挚，能让人觉出宋庆龄有起而行之当面力劝鲁迅赶紧住院治疗的迫切心情。更加可贵的是，她不仅仅出于朋友私情，而是站在为中国，为中国革命的高度写这封信的。郁达夫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敬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宋庆龄的这封信代表着爱戴、崇敬、珍惜鲁迅的朋友们的心情，所以至今读来，仍有感人的力量。

　　1956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之际，请求宋庆龄女士重抄此信，宋庆龄欣然应命。抄件用宋庆龄习惯的横行蘸水笔书写，与原信字句略有不同。这封宋庆龄亲笔抄录的信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

　　宋庆龄与鲁迅的友情，可以回溯到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鲁迅、沈钧儒等是同盟上海分会的执委；由于同盟临时执委会经常跟上海分会执委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所以鲁迅实际上也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宋庆龄在1977年8月2日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中回忆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和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在漫游世界途中经过上海，由于宋庆龄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所以接待工作由宋庆龄出面安排，鲁迅应邀在她的寓所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与萧会晤，主要作陪者大都是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成员。鲁迅后来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又和瞿秋白合作，编辑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

　　此后，鲁迅和宋庆龄多次在一起商讨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策略。同年5月，为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宋庆龄与鲁迅、杨杏佛等人同往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这份抗议书发表在5月14日的《申报》上。鲁迅还专门写了《华德保粹优劣论》和《华德焚书异同论》，署名儒牛，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

　　据宋庆龄回忆，她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11月苏联大使勃加洛夫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八周年招待会”上，宋庆龄、鲁迅等20余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宴会后放映了苏联电影《夏伯阳》，看完电影后，苏联大使问鲁迅观感，鲁迅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病逝。宋庆龄得到消息后悲痛不已，立即赶到鲁迅家里，和蔡元培、冯雪峰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他们在讣告中引用了鲁迅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说:“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入口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宋庆龄还在鲁迅葬仪上讲话:“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