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实际上并不是一所书店[ShuDian]，乃是国际[GuoJi]编译社的外幕。国际[GuoJi]编译社直属于艺文研究会，该会的最高主持人是周佛海氏，其次是陶希圣氏，网罗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规模甚大。

　　本文摘自：《胡兰成传》，张桂华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来源，最早可追溯到汪精卫秘书曾仲鸣和朱朴（之）两人1930年主编的一份画报《蔚蓝[WeiLan]》，两年后，朱朴在上海《中华日报》社隔壁开设一书店[ShuDian]，取以前所办画报之名为"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林柏生、朱朴和樊仲云先后来港，1938年年初，三人重新开张"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但香港的"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却不是单纯卖书的书店[ShuDian]，主要参与者朱朴曾有文记述前后，引其中一段可知其详：

　　这个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实际上并不是一所书店[ShuDian]，乃是国际[GuoJi]编译社的外幕。国际[GuoJi]编译社直属于艺文研究会，该会的最高主持人是周佛海氏，其次是陶希圣氏，网罗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规模甚大。国际[GuoJi]编译社事实上乃是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会，负责者即为林柏生氏，后来梅思平兄亦奉命到港参加，于是外界遂称柏生、思平、仲云及我为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的"四大金刚"。

　　国际[GuoJi]编译社的组织大致是如此的：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思平主编国际[GuoJi]丛书，仲云主编国际[GuoJi]周报，我则主编国际[GuoJi]通讯。助编者有张百高、胡兰成、薛典曾、龙大均、连士升、杜衡、林一新、刘石克等诸兄，古泳今兄为秘书，此外尚有办事员若干人。这许多人猬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每星期一我们干部有一个国际[GuoJi]问题座谈会，检讨一星期内的国际[GuoJi]时事，会后草寄报告两份与周佛海氏，由他转呈汪、蒋两先生。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除了国际[GuoJi]编译社的干部同人外，有时李圣五兄与高宗武兄也惠临加入，极有精彩。国际[GuoJi]编译社遍定各国时事杂志，每星期出版国际[GuoJi]周报一期，国际[GuoJi]通讯两期选材谨严，为研究国际[GuoJi]问题一时之权威。国际[GuoJi]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承印，预定一年出六十种，编辑委员除思平为主编外，尚有周鲠生、李圣五、林柏生、高宗武、程沧波、樊仲云、朱朴之等，在数月之间，已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日本史》《世界的资源》《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日本战时经济》《苏联的远东红军》等书，颇有相当成绩。[1]

　　对"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有过各种说法，朱朴此文应该是讲述得最清楚的了，从中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书店[ShuDian]只是个外表的招牌，内里实际是国际[GuoJi]编译社，也有人称作"国际[GuoJi]问题研究所"。国际[GuoJi]编译社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所办的文化机构"艺文研究会"，所以国际[GuoJi]编译社也就相当于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会。其主要工作是，每周出版国际[GuoJi]通讯和国际[GuoJi]周报，从国外新闻杂志上选材编译，这是现炒现卖、紧盯形势的，另外就是出版国际[GuoJi]问题丛书，这是较长程的也是参加者个人的研究所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也可能为其中最主要工作，就是每周撰写国际[GuoJi]问题报告，供最高当局者汪、蒋参考。

　　国际[GuoJi]编译社的上级组织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和陶希圣负责，朱朴文中没有说清楚的是，周佛海、陶希圣两人都是研究会的总干事，周佛海其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研究会的事主要是挂名的，实际是由陶希圣负责。陶在出走重庆往香港再往上海追随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时，曾有一表白信给在美国的胡适，其中说到："二月起，我主持一个宣传性的组织，艺文研究会。这会受蒋先生的面命，要受汪先生的指导。会的任务决定于'一·一六宣言'的前两天，一月十四日。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此会有一时期，指导几十个报纸和杂志，出版好几十种小册及书籍。"[2]陶在信中所说，艺文研究会所出的"几十种小册及书籍"，并不是指香港"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际[GuoJi]丛书，两者各不相关。

　　"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那批人以后多参与了汪伪政府，成为汪伪集团的基本成员。而"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本身，也逐渐从原来国民党派驻香港的宣传情报机构，转变为汪伪集团与日本勾结初期的重要联络站。这从以上那段引文中也可看出端倪。

　　"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最为活跃是1938年，这也正是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秘密谈判求和最为紧锣密鼓活动的一年。

　　高宗武本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抗战开始后，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往香港寻求与日本谈和的门路。当国际[GuoJi]调停失败，日本公开宣布不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放弃了谈和幻想之后，高宗武事实上就被蒋晾在了一边。高宗武却不回后方，在日本主和派势力的拉拢下，擅自偷偷往日本一趟，与日本军部影佐祯昭等人接触，得到所谓日本停战和平所开出的条件。高回香港后，将情况写成报告，送给周佛海。周佛海原是"低调俱乐部"主人，早就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于是将此事接过，再派梅思平秘密往香港和上海，与高宗武一起继续与日方接触谈判，最后双方在上海订立了"重光堂密约"。周佛海、陶希圣知道，他们背着政府干得这一套，蒋介石不会理睬，他们就找上了对抗战向无信心的汪精卫，汪精卫闻知一拍即合，于是汪及其这一干人秘密商定了汪出逃重庆，到海外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对华三原则讲话"的一系列卖国投降计划。周佛海、陶希圣以及梅思平、高宗武等人本不是汪系成员，与汪精卫原无渊源，只是在降日求和上方才走到了一起。所以有人说："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两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3]周、陶等人举汪精卫出头，奉汪为首领，"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也就从国民党中央的海外机构变身而为汪集团的联络站和与日谈判的前哨点，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与汪派林柏生为首的《南华日报》两股人马合流，共举"和平"大业。林柏生本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此时和梅思平一起，被周佛海的中央宣传部任命为驻港特派员，如此，梅思平以及高宗武的身影也时时在"蔚蓝[WeiLan]书店[ShuDian]"出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