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耐的皇帝，好人也没法干好事。有能耐的皇帝，小人也能干好事。这就是朱祐樘与他父亲的区别。

　　整顿了纸糊的内阁[NaGe]，泥塑的六部当然[DangRan]也跑不了。还没等朱祐樘发话，言官弹劾的奏章再次满天飞，成化朝时代的部长们，统统被骂得体无完肤，几个最该骂的相继滚蛋了，比如吏部尚书[ShangShu]李裕、刑部尚书[ShangShu]杜铭、右都御史刘敷，都是成化朝时代混了多年的吃货，统统卷铺盖滚蛋。

　　但是子弹不长眼，不该挨骂的人，也被骂了。比如当年六个泥塑尚书[ShangShu]里仅有的明白人：礼部尚书[ShangShu]周洪谟。

　　不管怎么说，礼部尚书[ShangShu]周洪谟是不该受到指责的，他有缺点，看上去很“软弱”，从不和不良现象正面冲突，他也很会拍领导马屁，很会和内阁[NaGe]大员们搞关系，说了很多违心话，办了很多违心事。可别人这么做是为了[WeiLiao]混事，周洪谟这么做，是为了[WeiLiao]做事。

　　那些年里，低调的他也做了很多事，抵制权贵的土地兼并，配合地方官整治跋扈的采办太监，劝说朱见深停止劳民伤财营造宫庙，在这个位置上，他做了一个有责任心的能臣可以做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是在他的安抚政策下平定的，荆襄流民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得以合理安置的，仅这两条，他已功德无量。

　　而那些弹劾他的人，在那年头里，或者什么事都没有做，或者比周洪谟更过分。那些所谓义正词严的弹章，代表的并不完全是光明与正义。

　　所以，弹劾周洪谟的奏折，其内容写得也非常搞笑：不是说周洪谟和万安[WanAn]是老乡，就是说周洪谟妄议“御制文字”（即朱见深的亲笔墨宝），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理由，总之是为骂而骂。

　　但朱祐樘是个明白人，他更清楚周洪谟与那些“泥塑”的区别。于是，那些满纸荒唐言的弹章统统被朱祐樘扔进了垃圾堆，当然[DangRan]，为了[WeiLiao]应付舆论压力，升他官是不可能了。于是周洪谟被罚了两个月俸禄，留任原职。

　　感激于朱祐樘既往不咎的周洪谟抖擞精神继续干活，身为礼部尚书[ShangShu]，他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GongZuo]，狠抓人才培养，也没忘了管闲事，比如广东郁林发生民乱，又是他上书请旨安抚百姓，使暴乱地区重新恢复了和平。总之，皇帝在变，时代在变，周洪谟还是那个周洪谟。

　　当然[DangRan]，比较起来，这些都是小事，在他最后的官场岁月里，他还干了一件大事：厘正祀典。

　　所谓厘正祀典，就是要确定祭祀的规模、人数、编制以及财政预算。周洪谟当了数年礼部尚书[ShangShu]，朱见深常年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所带来的灾难，他看够了，也受够了，他也知道，指望当皇帝的自己廉洁自律，那是相当的不靠谱，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条：完善制度。

　　于是从弘治元年开始，在征得朱祐樘同意后，六十七岁的周洪谟将人生所有的心血投入到这部祀典的编制中，他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夜以继日的工作[GongZuo]，终于编制出一部足够庄严神圣，又节俭实用的祀典，从此以后，明朝皇帝的“封建迷信”活动终于有了制度上的限制，所谓想修庙就修庙，想占地就占地的荒唐事也少有发生了，就连几十年后那位信奉太上老君的嘉靖皇帝，也正是迫于这部祀典制度的限制，只能缩在深宫里自己胡搞，终不能为所欲为肆意劳民伤财。按照现在许多“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周洪谟干的同样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从爱惜民力的角度说，在那个时代里，这是一次惠泽苍生的“封建迷信活动”。

　　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盛世，指望道德是相当不靠谱的，只有制度，以及正确的执行制度，才能相对的靠谱，这正是周洪谟的贡献。但这并非是弘治十八年唯一的贡献，在往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也同样如此。

　　补充说明一下，周洪谟所做的这部祀典，不仅成为后世明朝诸君的祭祀规范，更成为代明而起的清王朝的祭祀规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政府性的祭天活动：1916年袁世凯在太庙祭天，也同样是沿用这套规范进行的。作为规范的制定者，他的姓名今天已然陌生，但其心血流传若此，他的人生已无憾。

　　弘治元年十月，无憾的周洪谟已然身心具疲，他终于再次向朱祐樘请求辞职，这一次朱祐樘允许了他。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GongZuo]，他确实应该歇歇了。

　　按照一般官员[GuanYuan]退休的惯例，封赏，返乡归养，安享晚年，都是正常的举动。退休的周洪谟，却做出了不正常的抉择。

　　他没有回老家四川长宁县，而是来到了家乡所属的四川叙州府。当然[DangRan]不是为了[WeiLiao]贪图大城市的繁华，他将自己所有的积蓄，连同退休时朱祐樘的封赏，统统拿出来做一件事：办学。按照他的话说，搞教育既是为了[WeiLiao]“有裨风教”，更是为了[WeiLiao]“以正人心”。他把人生的最后热血都奉献给了当地著名的学府：翠屏书院，在之后的岁月中，这所书院始终是四川著名的文化圣地，英杰辈出，许多的青年俊才从这里走出苍茫的群山，然后改变了山外的世界。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周洪谟没有这么说过，却用一生做到了。弘治四年二月，积劳成疾的周洪谟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临终前还心忧朝廷，为朱祐樘上了《安中国定四裔十事疏》。噩耗传来，朱祐樘深为悲痛，特命官员[GuanYuan]前往致祭，并赐名为“文安”。

　　是呵，文安，文安，与文化教育工作[GongZuo]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周洪谟，此时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在离他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根据勋阳都御史郑时的上奏：周洪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流民万户，尽做婴儿啼。”

　　即使到今天，去四川或湖北或者广西一些乡镇旅游时，游客们依然可以发现保存完好的周洪谟祠堂，而且历经数百年，当地居民依旧时时拜祭，香火不绝。

　　对于这位“泥塑”尚书[ShangShu]，这位在弘治朝初年饱受了诸多口水与非议的官员[GuanYuan]，这位今天依然被许多“历史学家”评价为“无能”的老臣，关于他的评价，上述的这一幕幕已足够。

　　所以虽然他不是主角，但我依然在有限的篇幅中用尽量详细的文字记录下这个人，只因周总理曾说过的一句话：心里，要装着老百姓。

　　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走了，然而更多的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留下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