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RiBen]间谍中，土肥原臭名远扬，世人皆知。而对青木[QingMu]宣纯，国人则知之不多。自1877年至1924年的40余年中，除中间短暂回国外，青木[QingMu]宣纯几乎都在中国[ZhongGuo]，因而他被日本[RiBen]军部称之为第一个“中国[ZhongGuo]通”。

　　在中国[ZhongGuo]，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ZhongGuo]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QingMu]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ZhongGuo]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RiBen]近代间谍战之鼻祖。

　　因《三国志》对中国[ZhongGuo]感兴趣

　　青木[QingMu]宣纯1859年9月出生在日本[RiBen]宫特县的一个旧薄武士家庭，自幼爱读《三国志》，受此书影响对中国[ZhongGuo]产生兴趣。 1875年入陆军幼年学校学习，1877年入陆军士官学校，1879年毕业。 1884年被任命为驻参谋[CanMou]本部人员，热心钻研中国[ZhongGuo]问题。

　　当时，同期生柴五郎、小泽豁郎三人，都是矢志终身研究东亚的人物，不久被派往中国[ZhongGuo]广州。“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ZhongGuo]通’。”他原来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东后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工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地完成了情报搜集工作。

　　地图一向被称为军队行动的向导和作战的指南。因此，地图的测绘，一直被各国政府视为“国之神器，不可予人”，而掌握了一个国家的精确地图与关键设施的地理坐标，也就意味着对其国防和经济命脉的了如指掌。 1887年青木[QingMu]宣纯和同学柴五郎受命绘制北京周围的地图，当时日本[RiBen]参谋[CanMou]部的北京地图非常简略，经过他们两人的勘测绘制，为军部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北京地图。

　　甲午战争后，青木[QingMu]于1897年被参谋[CanMou]本部派往北京，以日本[RiBen]驻华公使馆武官的职位，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QingMu]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ZhongGuo]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结识了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YuanShiKai]，并取得对方的信任，受其邀请担任军事顾问。青木[QingMu]是“唯一可靠的日本[RiBen]人”。

　　协同八国联军攻陷天津

　　1900年青木[QingMu]前往济南，途中适逢义和团起事，被迫滞留天津。青木[QingMu]在天津纠集日租界的侨民组成“义勇队”，抵抗义和团。不久八国联军入侵，青木[QingMu]积极协同联军作战；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后，设立军事管制机构——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后更名天津地区临时政府，青木[QingMu]自始至终参于其事，担任军政委员，大肆搜捕杀害义和团民。 1902年8月联军撤离天津，青木[QingMu]奉调回国，任炮兵连队长。

　　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末，青木[QingMu]宣纯受儿玉源太郎的怂恿和鼓动，为进行谋略谍报活动而再次来到北京，担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此时，和他有密切关系的袁世凯[YuanShiKai]已继李鸿章之后担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驻在天津，这为青木[QingMu]在中国[ZhongGuo]活动提供了便利。

　　从其长期经验来看，青木[QingMu]对中国[ZhongGuo]的形势判断之准确令人信服。这体现在他对中国[ZhongGuo]政治家的人物评价上。在1917年1月《青木[QingMu]中将支那之行时所带来的书信》中，分析了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形势，将其作为官僚与民党的对立来把握。其中，他对各首领人物做了如下评价：

　　(1)黎元洪乃温厚之人，有重民意之风，与官僚派有冲突。

　　(2)段祺瑞乃官僚派领袖，心胸狭隘之人，与民党无法相容。

　　(3)唐绍仪、孙文乃高理想之人，与官僚绝不相容，两人乃正道中人，为国民党之领袖。

　　(4)梁启超和汤化龙乃进步党领袖，乃反复无常之士，现企图通过官僚派来壮大其政党。

　　(5)岑春煊处于中立位置，乃正直之士。

　　(6)冯国璋的态度让人无法捉摸、变换不定。在出身关系上，接近官僚派，但和国民党也相处很好。

　　据此，我们能够看到他对先前同他接近的官僚派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则寄予了好感。这与他早期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中国[ZhongGuo]组织对俄谍报

　　1903年11月，参谋[CanMou]次长儿玉源太郎突然访问青木[QingMu]，命令他“再次赴清国执行秘密使命”，即组织谍报机关，准备对俄开战，儿玉给他下达了三个使命，一、与中国[ZhongGuo]共同组织对俄谍报。二、开战后破坏俄军交通线。三、策动马贼团对俄军进行骚扰。这样青木[QingMu]第三次成为了清国公使馆武官。

　　青木[QingMu]仓促整理行装，秘密到天津见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YuanShiKai]，袁在私邸接见了突然来访的青木[QingMu]，青木[QingMu]说：“日俄开战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为此，有事与阁下商量。战争上日本[RiBen]独立作战，而暗地里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阁下的协助。 ”青木[QingMu]宣纯要袁世凯[YuanShiKai]帮忙的，就是指使在满洲和蒙古的马贼起事，从后方和侧面扰乱俄军。袁世凯[YuanShiKai]觉得他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可以为他找些门路。但在自己管辖的直隶省境内不许制造骚乱。

　　结果，袁世凯[YuanShiKai]从部下挑选精干士官数十人，以逃脱为名，把他们送到青木[QingMu]手中，供其驱策。另一方面，直隶总督府答应每天从特派到东北和蒙古的谍报员那里收集情报，整理后交给当时任袁世凯[YuanShiKai]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少佐，坂西将其译为日文转送中国[ZhongGuo]驻屯军司令官。司令官再将谍报电告参谋[CanMou]本部。这使青木[QingMu]大喜过望。

　　1904年2月4日，日本[RiBen]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同一天参谋[CanMou]本部给青木[QingMu]发出急电，要他切断北京到恰克图的欧陆联络电线，结果他不但切断了这条电线，还切断了营口到普兰店、旅顺的电线，致使东乡平八郎2月8日偷袭旅顺的时候，俄国舰队因完全没有接到仁川海战和日俄宣战的消息，还在搞庆祝活动。

　　利用女间谍切断铁路

　　2月9日，在武官室召开会议，内田康哉公使、桥口勇马少佐、佐藤安之助大尉和35名浪人代表出席，传达了参谋[CanMou]本部要求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桥的指示，当即组成4个任务班(后来日本[RiBen]的“特务”一词，就是从青木[QingMu]的“特别任务班”演变而来的)，还利用了安置在喀喇沁王府做教师的河原操子做掩护，准备切断齐齐哈尔或海拉尔方面的铁路。

　　这个河原操子原本就是上海一家务本女子学堂的女教师，后来却成为日本[RiBen]情报人员，在喀喇沁王府做起了教师。河原操子从第一天起，从未敢掉以轻心，教学的同时，她始终在密切关注着喀喇沁王与俄国之间的举动，喀喇沁王以前因为地域关系与俄国人接触较多，而与日本[RiBen]少有交集，直到娶了肃亲王的妹妹后，才开始对日本[RiBen]渐生好感。现在河原操子到来后，以她独有的教学能力和亲和力让喀喇沁王日益疏远俄国，转而亲近日本[RiBen]。河原操子也借着熟悉周围环境的机会，经常暗地观察俄国边境的驻兵情况。

　　河原操子与日本[RiBen]参谋[CanMou]本部的联系也非常隐蔽。参谋[CanMou]本部一旦有秘密指令，会先送到北京公使馆，青木[QingMu]宣纯接到后，马上起用青木[QingMu]机关专门负责此线的间谍，当时这个间谍是潜伏在赤峰的一个张姓中国[ZhongGuo]人，他将密信标注“沈”字后，由伪装成朝廷使者的人骑快马送给河原操子。同样，河原操子若有急件需送，就会请喀喇沁王的王妃派出特使送到热河，再通过那位张姓间谍用密码电报传回北京公使馆。不便使用电报的就以喀喇沁王府公务的名义，派专使直接送回北京公使馆，再由青木[QingMu]宣纯上报给日本[RiBen]参谋[CanMou]本部。喀喇沁王的一举一动就这样落入了日本[RiBen]人的监控之下。

　　在河原操子的掩护下，这4个任务班途中会合了纵横草原的巴布扎布的上千名蒙古骑兵，炸毁并切断了辽河大桥。 7月，日俄辽阳大会战日本[RiBen]大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木[QingMu]的特别任务班提供的准确情报。这时青木[QingMu]调任满洲军参谋[CanMou]部任职。 8月，在锦州的一个喇嘛庙中，青木[QingMu]宣纯召集部下，宣布第一期任务结束，现阶段的任务是仍以“特别任务班”的组织形式，网罗活跃在东北各地的马贼组建东亚义勇军，配合正规军作战，结果他部下的浪人召集了数万马贼，包括冯麟阁、张海鹏、杜立山、巴布永等，冯麟阁手下不下2000余人，被青木[QingMu]拉拢后，一再扩充，到战争结束时扩大到骑兵4000余；被网罗的其他地区的马贼也不下万人。在“特别任务班”的操纵下，“满洲义军”活跃在俄军后方，破坏铁路，袭击兵站，焚毁军用物资。并伺机袭击俄军，如黑龙江哥萨克第5、第6两个中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俄军米斯钦科骑兵军的快速机动被阻止，1905年3月，日本[RiBen]满洲军司令大山岩率部27万在奉天大破俄军35万，毙俘俄军11万，赢得了陆战决定性的胜利。

　　日俄战争中，日本[RiBen]大胜，青木[QingMu]宣纯的作用至为重要。

　　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

　　1908年青木[QingMu]又一次被派往北京出任驻华武官。 1912年晋升中将，调任旅顺要塞司令官。

　　从青木[QingMu]宣纯的经历来看，他在中国[ZhongGuo]活动的时间前后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是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ZhongGuo]通”。

　　袁世凯[YuanShiKai]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中国[ZhongGuo]并没有因此而统一和安定，由于他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南方革命党以孙中山为首一再掀起反袁斗争，致使中国[ZhongGuo]仍旧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此，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QingMu]宣纯认为：“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 ”由此，他得出“此时毋宁说对南方寄予同情为得策”。即主张日本[RiBen]不仅要同袁世凯[YuanShiKai]合作，也要和南方革命派合作。

　　1913年8月4日，孙中山、胡汉民一行，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RiBen]。9日到达神户，18日转抵东京。黄兴继孙之后，于27日到达东京，化名冈本义一。先后到达日本[RiBen]的还有李烈钧、柏文蔚、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愈、程潜、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等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等在国内失败后，也相继到日本[RiBen]。

　　革命党人出逃得到日本[RiBen]军人协助。日驻华武官青木[QingMu]宣纯致电参谋[CanMou]总长说：“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革命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 ”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RiBen]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RiBen]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

　　然而，这并不表明他真的希望同南方革命派进行合作，也不表明他真的尊重中国[ZhongGuo]，认为中国[ZhongGuo]可以在南方革命派的领导下实现和平与统一。这是因为他认为：“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 ”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所谓稳健主张的背后是“中国[ZhongGuo]人没有统治能力的悲观论”。

　　青木[QingMu]宣纯1915年调回参谋[CanMou]本部。其时，袁世凯[YuanShiKai]复辟帝制，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日本[RiBen]内阁有意援助孙中山的倒袁运动，为此参谋[CanMou]本部再一次起用曾被袁世凯[YuanShiKai]视为“唯一可靠的”青木[QingMu]，派往上海，配合孙中山推翻袁世凯[YuanShiKai]政权。 1916年6月袁世凯[YuanShiKai]骤亡，青木[QingMu]的任务也就随之结束。 1917年1月，青木[QingMu]又出任黎元洪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 1923年12月，青木[QingMu]宣纯死于日本[RiBen]家乡，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ZhongGuo]长达40年的特务生涯。 据《看世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