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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引发晚清官场丑闻:官员冒充皇帝之名诈骗外国商人--中国年鉴(2)
强烈反对修园、但不敢公开反对的李鸿章，知道此案是阻止修园的难得机会，所以他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对李光昭诈骗细节的介绍不厌其详，桩桩件件，不容怀疑，皇帝[HuangDi]读后能不龙颜大怒？他在历数李光昭的罪状时，同时就写明律书所规定的相应刑罚，提醒皇上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两罪按律应斩监候。如此这般，李鸿章犹恐不足，在奏折最后再将李光昭罪行概数一番：并无家资却借“报效”之名行欺诈之实；本无存木却称是数十年前购留；定价实际只有五万多却虚报白银至三十万两之多；捏造自己的奉旨采办及圆明园[YuanMingYuan]监督甚至被洋商误认为是“李钦使”。“此等险诈之徒，只图奸计得行，不顾国家体统，迹其欺罔朝廷煽惑商民种种罪恶，实为众所共愤。本非寻常例案所能比拟，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然而，他深知李光昭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但此事实关宫廷内部权争，非他这种“外臣”、“汉臣”所能置喙，所以最后一句笔锋突然一转，针对皇上要他“严办”的谕旨说道：“惟定例并无如何加严明文，向来似此案件，应仍请旨定夺。”最终，还是要皇上定夺。
李光昭诈骗案的消息迅速传开，舆情大哗，人们拍手称快。因为上上下下反对重修圆明园[YuanMingYuan]的人数虽多，但在慈禧[CiXi]太后与同治[TongZhi]帝的威压之下全都敢怒不敢言，李案为他们提供了公开反对修园的良机。恭亲王[QinWang]奕訢、醇亲王[QinWang]奕環与其他一些王公大臣[DaChen]联名上疏，痛陈修园之巨弊，恳请急停。他们担心仅有上疏还不够，又再三要求同治[TongZhi]帝召见，面陈利害。经过再三恳求，终得觐见。8月27日，晋见皇帝[HuangDi]时奕訢将折中所陈数条再一一详细讲解，同治[TongZhi]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对他们怒斥一番。军机大臣[DaChen]、吏部尚书、大学士文祥见状伏地痛哭，几乎昏厥，为人扶出。醇亲王[QinWang]奕環则继续泣谏，痛陈必须停止修园之理由。这些初步打动同治[TongZhi]帝，同意考虑停止修园。但最后的决定权实际在慈禧[CiXi]手中，于是李鸿藻又上疏慈禧[CiXi]，详论停止修园的种种理由；一些御史也上折参奏内务[NaWu]府大臣[DaChen]与李光昭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的种种违法事例。在这种情势下，同治[TongZhi]帝在9月9日又召见军机大臣[DaChen]、御前大臣[DaChen]等再议是否修园之事，同治[TongZhi]帝与奕訢、奕環之间竟然反复辩驳。由于群臣都主张停工，同治[TongZhi]帝不得不决定发旨停修，事情到此似已结束。
然而就在当天军机大臣[DaChen]拟就停修谕旨之时，内廷忽然发下一道同治[TongZhi]帝朱谕，列举恭亲王[QinWang]种种罪状，革去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清代宗室封爵共分和硕亲王[QinWang]、世子、多罗郡王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辅国公”为第十等，奕訢的爵位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交宗人府严议。9月10日又下一道朱谕，将对奕訢的处分改为革去亲王[QinWang]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DaChen]上行走，其子革去贝勒郡王衔。同时，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醇王、文祥、李鸿藻等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大臣[DaChen]尽行革职。但就在第二天，即9月11日，慈禧[CiXi]突然在弘德殿慰谕奕訢，表示“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HuangDi]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消”。同时懿旨赏还奕訢及其子爵秩。这一“夺”一“还”，其实都是慈禧[CiXi]在幕后操纵，意在再次向朝廷内外表明奕訢等王公大臣[DaChen]都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已大权在握，她的权威不容轻觑，更不容侵犯。
至此，历时半年的“修园之争”虽以“停修”而结束。但由此引发的政坛风波却进一步加强了慈禧[CiXi]太后的权威，再次严重削弱了恭亲王[QinWang]奕訢的权势。因此，当同治[TongZhi]帝在几个月后(1875年1月12日)突然病死，在慈禧[CiXi]深违祖制、采取一系列阴谋手段强立载湉湉(光绪)为帝以独揽大权的过程中，曾经权倾一时的奕訢此时却只能听之任之，甚至随声附和，日渐成为晚清政坛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
是否重修圆明园[YuanMingYuan]本来是个工程问题，但在封建专制的政治[ZhengZhi]体制中，这种“工程问题”往往会演变成为“政治[ZhengZhi]问题”。一旦最高统治者决定要上某项工程，反对者就有“犯上”之嫌，因为事关最高统治者的颜面和权威。而且，由于政争不能透明、公开，所以各派政治[ZhengZhi]力量经常借机生事，以此大做文章。围绕着“工程问题”的相互斗争往往会导致各种政治[ZhengZhi]力量的此消彼长，使政治[ZhengZhi]格局发生某种变化。在这种背景中，“工程”就成为“政治[ZhengZhi]”，所以对一些重大工程是否应当立项便很难作比较科学、客观的评估，立项后的实施操作更充满复杂斗争。这当然是“工程”的不幸，但利用“工程”达到政治[ZhengZhi]目的，却是这种政治[ZhengZhi]体制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