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4年。一天，段云峰叫在河北大学读书的段伯宇请假回家。进门后，父亲[FuQin]对儿子说：“我要到北京去。”

　　儿子说：“爸，你到北京去干什么？现在时局这么乱，你在保定军校教书不是很好吗？”

　　父亲[FuQin]说：“刘竹波当了参谋次长。他年纪大了，叫我去帮帮他。不去不好呀，得罪人。”

　　段伯宇对刘汝贤的印象不错。他在天津觉民中学读书时，刘汝贤是学校董事会的兼职董事长。刘是老同盟会员，主张富国强兵，反抗强权，洗雪国耻。他每学期都要亲自给学生讲课，讲甲午战争，讲日本侵占旅顺大连的屈辱史，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极大地激起了学生的爱国激情。因此，段伯宇听说是刘竹波叫父亲[FuQin]去工作[GongZuo]，也就不再拦阻，只是问：“爸，你愿意去吗？”

　　段云峰说：“冯玉祥这个人不错，脑子里有国家，有民众，有士兵。他手里有部队。他拥戴段祺瑞出来干，我也干。还有国民三军的总司令孙岳，他也是保定武备学堂和陆军大学的，还是高阳人，是同乡嘛，这个人也不错。希望你在学校里好好念书，别的不要管。”

　　段云峰到北京后，按照自己“帮助刘竹波整顿整顿”的想法，协助刘竹波主管本部事务。后来刘竹波升任参谋总长，段云峰也升任为总务厅厅长，并代理参谋次长，直至1926年离职。

　　鹿钟麟其时也在北京，还被段祺瑞任命为兼职的京师警察总监，兼管北京的市政警卫事宜。

　　鹿钟麟见了段伯宇后，问了他的身世、经历，很高兴，显出一种亲近感，并和段伯宇拉起家常，兴致勃勃地告诉段伯宇，这个地方与日军作战牺牲的人很多，现在给牺牲的人盖了一座很大的庙，还盖了一些房子，吸收烈士的子弟来读书。像你们那时的觉民中学一样，吸收了一些同盟会先烈的子弟。

　　段伯宇从鹿钟麟的谈话中，知道他本人没有什么力量。鹿钟麟感叹地说，他的号令出不了门口，管不了事。言谈中似有不少苦衷。

　　鹿钟麟于1938年6月走马上任之前，通过冯玉祥的接洽，在武汉曾会见了周恩来[ZhouEnLai]。周恩来[ZhouEnLai]向他介绍了河北共产党八路军[BaLuJun]的抗战形势，希望他到任后能推动合作抗日。但鹿钟麟到任后，却侈谈什么“不允许第二政权存在”，到处收编民军，将他西北军的老同仁石友三任命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其时石友三已和日军暗中勾结。鹿钟麟还借国民党[GuoMinDang]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不断掀起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11月下旬，朱怀冰率部向八路军[BaLuJun]挑衅。12月6日侵占八路军[BaLuJun]根据地邢台、内丘以西地区，残杀抗日军民，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1940年元月中旬，八路军[BaLuJun]从太行山东出，横扫国民党[GuoMinDang]顽军，一举歼灭朱怀冰九十七军大部。鹿钟麟和朱怀冰、石友三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武安、涉县、磁县地区。

　　段伯宇在前方亲眼目睹了国民党[GuoMinDang]顽固派进攻八路军[BaLuJun]，一手挑起反共磨擦事件，搜集了不少确凿的证据，于4月回到了重庆[ZhongQing]。他一路上都准备着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当面向李济深汇报，谁知到重庆[ZhongQing]后才得知，蒋介石[JiangJieShi]害怕李济深反对他，已将李“放逐”到桂林，叫李当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还规定他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无奈，段伯宇只得向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高参王志刚作了汇报。

　　但是，国民党[GuoMinDang]顽固派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挑起了磨擦事件。他们惯于“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惯于血口喷人，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BaLuJun]新四军搞磨擦。因此，段伯宇实事求是的报告材料遭到了顽固分子的忌恨。战地党政委员会新任秘书长晏勋甫恶狠狠地斥责段伯宇：“吃国民党[GuoMinDang]的饭，为共产党说话。”下令将他关了禁闭。

　　笔者告诉段伯宇老人，就是这位晏勋甫，1949年初任武汉市代理市长期间，秘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策动，在解放军渡江时光荣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荣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直至1964年去世。他的本家晏道刚也于1949年起义，任过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人，是会变的呀!反动的可以变为进步，反共的可以变为拥护共产党。因为真理在共产党一边，而大多数人最终是服膺真理的。

　　回过头来再说段伯宇。他被关了禁闭。特别是李济深调走了，他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是很难存身下去了。不久这个机构也被撤销。没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下一步怎么办？段伯宇犯了难。

　　这时重庆[ZhongQing]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皖南事变刚刚过去，国民党[GuoMinDang]在大后方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力图将国统区内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全部摧垮。特务遍地，狼犬满街，白色恐怖弥漫，正像郭沫若在一首诗中所说：“仿佛在空气里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GongZuo]的指示》和《关于

　　隐蔽和撤退国民党[GuoMinDang]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强调指出：“国民党[GuoMinDang]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GongZuo]方针”、“把党和群众工作[GongZuo]的中心放在利用所有可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如保甲、联保等)的方面，去进行与群众联系的长期埋伏工作[GongZuo]”。

　　富有地下工作[GongZuo]经验、善于对付白色恐怖的周恩来[ZhouEnLai]，早在1940年8月从延安返回重庆[ZhongQing]后，就在南方局8月31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党的工作[GongZuo]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过去有的做法过于暴露，国民党[GuoMinDang]就是要我们暴露。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记了国民党[GuoMinDang]的反动性。要把党的工作[GongZuo]转到地下去，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后来周恩来[ZhouEnLai]还特别要求，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GuoMinDang]军政机关的共产党员，要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要同流不合污。

　　周恩来[ZhouEnLai]还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必须实行单线联系。例如郭沫若等都是以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他们的党的关系只有周恩来[ZhouEnLai]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段伯宇到八路军[BaLuJun]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一直和周怡单线联系。可是周怡出差至今未回。段伯宇对今后工作[GongZuo]有过种种设想，他是多么想听听党组织的指示呀!

　　这时，“八办”已搬至重庆[ZhongQing]郊外化龙桥红岩嘴。这里原先是个果园农场，有一片不小的山地，距市中心约5公里。周恩来[ZhouEnLai]副主席平时也住在这里。各地党组织的人员通常都是到这里来和南方局及八路军[BaLuJun]办事处联系工作[GongZuo]。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GuoMinDang]特务对我党南方局和“八办”的监视和封锁变本加厉，越来越严密。特务机关在高处修筑了工事，机枪的射口对准了院子，望远镜把院子里的一切活动看得清清楚楚。化龙桥镇不大，才几十户商店和住家，而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视点竟有十几处，伪装的小吃店、杂货铺、修自行车摊等，五花八门。有一个照相店，楼上的窗口就是秘密拍摄“八办”院内活动的摄像点。

　　段伯宇曾经悄悄地多次去过化龙桥，可是面对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封锁，难以安全进入“八办”。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进去了，问周怡在否，答复是不在。别的接待人员不知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谈话也就深入不下去。出于秘密工作[GongZuo]的纪律，段伯宇也不便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