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害怕的是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子，你帮帮这些[ZheXie]没有[MeiYou]土地而上访的农民，他们[TaMen]太可怜了。老子如果不退休了的话，就会撤了那些没有[MeiYou]良心的家伙。”他们[TaMen]急切而愤怒的电话让我难堪无比。因为，我实际上没有[MeiYou]多少能力帮助这些[ZheXie]上访的人。可在父亲[FuQin]的兄弟们看来，我行走在京城的学界这么多年了，人模人样的当过各种“人物”，也应为他们[TaMen]心中的江湖出力了。

　　我的父亲[FuQin]过世已三十三年了。他是在文革刚结束就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只有十五岁。说实在话，他在我的记忆中已相当模糊。所以，当《南方周末》提出来要我写一篇关于父亲[FuQin]的文章时，我首先是拒绝的。但因我去年发表了一篇小说就叫《父亲[FuQin]》，这其中的父亲[FuQin]身份曾引起了广泛的猜测，所以，我还是答应了这篇约稿，让思维尽量去开启有关父亲[FuQin]的记忆。

　　正如我小说所记述的，我父亲[FuQin]的家乡是湖南永州市人，也是原来的零陵县。这个地方给世人最深刻标志的，应该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所说的异蛇。父亲[FuQin]是由于贫困而参加当时在我老家非常活跃的湘南游击队，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他曾经最喜欢的照片就是他身配两把盒子枪，威风凛凛的样子，像一个当官的人。

　　实际上，我父亲[FuQin]还真不是一个当官的料。我母亲经常对父亲[FuQin]最不满的评价，就是他不懂政治。也许是游击队养成的习惯，也许是他的某些天性，父亲[FuQin]江湖得很。只要有人求着他，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特别是对普通百姓有好处的，天大的事他都干。从部队到地方后，他总是为了给下属或老百姓办一些“无原则”的事，而受到指责，官级也越当越低。到后来，他只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厂长。他的许多战友甚至部下，都当了大官。尽管官当得不大，到文革时，他还是成了当权派，靠边站，挨批斗，下到车间去劳动改造。最严重的问题，是我母亲和我们这些[ZheXie]孩子都下放到了农村，最后成了没有[MeiYou]户口、没有[MeiYou]布票、粮票等任何基本生存保障的“黑人”。

　　父亲[FuQin]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伟岸和坚强的。江湖上走出来的父亲[FuQin]就显得更强大。尽管我们家庭事实上沦为了社会最底层，但父亲[FuQin]仍然总在人们面前表现出英雄无比的样子。他经常会穿着那些还在部队当官的战友送给他的军大衣，在小城的大街上非常威武地走来走去。总是笑呵呵地与各种人打招呼，享受人们对他的军大衣的敬畏。那时我经常为父亲[FuQin]的英姿感动，当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在父亲[FuQin]的后面，也像一个军人一样，走来走去。

　　但我终于感受到他内心中某些因自尊而被掩蔽的不安和无柰。那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天。本来由于我是没有[MeiYou]户口的“黑人”，是没有[MeiYou]资格上学的。父亲[FuQin]通过各种关系把我送进一所小学旁听。可在上学的第一天，就让知道我是“黑人”的同学拖出了教室，并把我唯一的由装货物的麻袋包做成的衣服撕破了。我在学校后院的马路边痛哭。这时，父亲[FuQin]来了。他说是路过，但我知道他是由于不放心而特意来的。他抚摸着我的头，我感到他在哭泣。这是我见过父亲[FuQin]唯一的一次流泪。也正是这件事，确立了我一生的目标：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一个黄种人变成了黑人，一定要想一切办法不让我们的子孙们再不成为黑人。

　　文革结束后，有一个相当级别的部门，曾经给我们家发了一份正式文件。内容大体上是说，父亲[FuQin]参加的“湘南民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革命组织。我母亲收到这份平反文件后，就把它烧掉了。她很生气也很认真地对我说：“人都让他们[TaMen]整死了，现在来说革命组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算看透了，参加这些[ZheXie]组织不是什么好事”。也许这正是我父亲[FuQin]教给我母亲的，文革中，打过游击的父亲[FuQin]却没有[MeiYou]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成为了一个只挨批斗的人。这么多年来，我与任何政治组织无缘，可能与我父亲[FuQin]的行为及母亲的判断有关。

　　父亲[FuQin]参加过的组织虽然没有[MeiYou]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可父亲[FuQin]在江湖上的朋友却经常对我们施与恩惠。父亲[FuQin]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多得数不清。这些[ZheXie]朋友分布在天南地北，各行各业。很长一个时期，特别在湘南和桂林一带，一报他的名头，就能得到对方积极的响应。大家对他的评价是，“这可是一个好人，有血性，讲义气”。

　　他的这些[ZheXie]朋友对我也特别好，有时甚至还闹出一些笑话。记得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只有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出远门到省城上学。我母亲没有[MeiYou]钱，不能送我去。尽管对外面的世界害怕，但对未来的向往使我还是去了几百公里外的长沙。可刚到学校操场新生报到处，高音喇叭就在叫“衡阳来的于建嵘过这边来”。我满怀疑虑，过去一看有几位公安站在那里，可把我吓怕了。我想，我什么坏事都没有[MeiYou]做，为何有公安来。最后还是壮着胆过去了。没有[MeiYou]想到，那些穿警服中为头的一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大声说，“小子，怕什么，我是你爸爸的兄弟啊，特意来接你的。”大学四年，正是我父亲[FuQin]的这些[ZheXie]兄弟不停地给我送吃的和穿的，我才没有[MeiYou]感到生活有那么苦。这样的事，还遇到过很多，经常在不经意的情况下，父亲[FuQin]曾经帮助过的人会给我各种帮助。所以，我经常感到自己这位江湖上的父亲[FuQin]，有时还真能给后人留下一些什么。

　　然而，现在我最害怕的是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子，你帮帮这些[ZheXie]没有[MeiYou]土地而上访的农民，他们[TaMen]太可怜了。老子如果不退休了的话，就会撤了那些没有[MeiYou]良心的家伙。”他们[TaMen]急切而愤怒的电话让我难堪无比。因为，我实际上没有[MeiYou]多少能力帮助这些[ZheXie]上访的人。可在父亲[FuQin]的兄弟们看来，我行走在京城的学界这么多年了，人模人样的当过各种“人物”，也应为他们[TaMen]心中的江湖出力了。实际上，他们[TaMen]不知道，现在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他们[TaMen]那些江湖规则早就废除了，或者说，他们[TaMen]曾为之奋斗的社会规则底线也一再被突破。尽管我们这些[ZheXie]后辈为守住这些[ZheXie]底线在努力，但效果却十分有限。这其中的原因，我却无法向这些[ZheXie]只认江湖义气的父辈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