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9日，朱镕基总理会见出席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20周年纪念暨第20届年会的代表。前排右起：福川伸次、王梦奎、河合良一、朱镕基、马洪、宫崎勇、李灏、佐藤嘉恭。

　　一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经邓小平同意，由当时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大来佐武郎于1980年共同谋划发起，于1981年成立的。中方的首席代表是经济学家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日方首席代表是经济学家向坂正男（时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谷牧和大来佐武郎分别担任交流会中方和日方顾问。同年5月，在日本箱根举行第一次会议。
我是从1999年开始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我于1998年3月就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到任后，当时担任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中方首席代表的马洪，非常恳切地提出，要我接替他担任交流会的中方首席代表。我以马老德高望重力辞，未敢应允。到这一年11月17日，谷牧为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事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已历时18个春秋。我当年创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意图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这也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交流会创立18年来，贯彻了这一宗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中日友好睦邻关系的发展，做了一些工作。如你所知，交流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特别是两国高层人士能够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实属难得。”“我已年过八旬，再担任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负责人一职，已不合适。我建议由岚清同志或吴仪同志接替我出任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顾问，以绵延承继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之事业。由于马洪同志多次提出他因年纪过大不再担任交流会代表，我意由王梦奎同志接任，马洪同志任顾问。”“另，张云方同志任交流会事务局长13年之久，我意也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另行任用。”

2004年9月9日，谷牧会见并宴请出席交流会第24届年会的代表。右起：谷牧、王梦奎、福川伸次。

2001年4月，王梦奎会见佐藤嘉恭。

　　 朱镕基同意谷牧的意见，但顾问一事请李岚清副总理定夺。李岚清则建议由吴仪担任顾问。吴当时是国务委员。

我从此参加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工作。1999年3月26日，我和马洪联名就当年交流会的开法和今后的工作，向谷牧作了书面报告。我还到谷牧位于北京中南海西边不远处的住宅拜访过老人，听取他对交流会工作的指教。谷牧是文物鉴赏和收藏家，给我看了他收藏的许多古砚，让我眼界大开。我也几次和吴仪讨论交流会的工作，她都给予许多宝贵的指示。关于改善交流会的人员结构，实现新老交替，吸收企业负责人和年轻一些的人参加，就是得自她的主张和支持。吴仪主管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工作，那几年又在进行加入WTO的谈判和加入后的许多工作，是非常忙碌的人，很难参加交流会的年会，但讨论交流会的工作她总是不厌其烦，每年的会议都发来热情的贺信，寄托着对交流会的期望。

我参加了1999年4月在日本宫崎举行的第19届年会。马洪在会上宣布，今后由我接替他担任中方首席代表。我代表中方作总结性发言，并表示愿尽心竭力，与各位朋友一起，把这件事办好。巧合的是，与此同时，日方也由福川伸次接替宫崎勇担任首席代表，宫崎勇改任顾问。从2000年第20届年会到2008年第28届年会，由我和福川伸次共同主持交流会的工作。我们的合作共事是非常坦诚、愉快和有成效的，我从中受益良多。九次年会分别在中国的武汉、昆明、兰州、成都、合肥和日本的神户、富山、滋贺、松山举行。在富山举行的第23届年会和在滋贺举行的第25届年会，我未能出席，分别是由李灏和房维中率团前往的。

中日两国都有“逢十”大庆纪念的传统。我和福川伸次商定，把2000年4月在武汉举行的第20届年会，同时开成交流会成立20周年的纪念庆典。事如人愿，这次会议隆重而热烈，是总结既往而开辟未来的会议，也是一次新老欢聚一堂的大团聚的会议。

谷牧作为交流会的创始人出席会议，在4月27日交流会举行的答谢宴会上作简短讲话，会场气氛异常热烈，掌声经久不息。他在1986年乌鲁木齐举行的第6届年会上，曾提出交流会要“高瞻远瞩”，这次讲话又提出“源远流长”。他说：“今天我想说‘源远流长’四个字，也就是说，我们的交流会，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应当向前发展。”“高瞻远瞩”和“源远流长”，确实反映了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每一个人的愿望。因为年事已高，此后谷牧没有再参加交流会的会议，但仍关心着交流会的工作。2004年9月9日，他曾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前来出席第24届年会的日方代表福川伸次等。谷牧以豪饮著称，当时虽已90高龄，酒量和豪情不减当年。我告诉他，前两天在兰州开会结束后，到敦煌和阳关参观，都反映收获很大，玩得也很开心，他听了边饮边吟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他逝世前出版的回忆录里，对于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经历，以及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缘起和在促进两国相互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有着深情的记述。

这次在武汉举行的会议，中日双方参加过交流会活动的老资格成员，像一直担任中方首席代表的马洪，长期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房维中、李灏和高尚全、沈觉人，担任日方首席代表的下河边淳、宫崎勇和担任过顾问的河合良一，都出席了会议，马洪、河合良一、宫崎勇、下河边淳和高尚全都在开幕会上发表演讲。他们的出席和演讲同样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感谢他们对于交流会活动的贡献。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应邀出席并发表讲话。值得一说的是，上年在开第19届年会时，日方曾邀请中方参加交流会活动的一些老人携夫人前往，这次武汉会议除邀请宫崎勇的夫人和福川伸次的夫人外，还邀请了日方已故向坂正男首席代表的夫人向坂荣子随团到中国访问。因为会议在武汉举行，我事先和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以及武汉市委书记罗清泉、市长王守海，都商议过，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他们都出席了开幕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关广富和省政协主席杨永良等湖北省、武汉市领导也出席了开幕会。贾志杰代表举办地在开幕会致辞并且出席了闭幕会。《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以及湖北省其他媒体都对会议作了充分报道，《人民日报》也及时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交流会中日双方代表实行的是比较固定的常任制，不经常更换，但时间久了双方都不能不有所调整。在我担任中方首席代表之前，中方成员有的因为年事已高（如薛暮桥），有的因为工作变动（如朱镕基），已经不再参加交流会的活动，廖季立和孙尚清则已经去世，交流会也陆续进来过个别新人。武汉会议标志着中方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新老交替。新参加进来的有周可仁（外经贸部副部长，接替沈觉人）、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接替刘鸿儒）、彭森（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接替高尚全）、肖捷（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林兆木（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和苗耕书（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总裁）。因为年龄关系不再参加的，除沈觉人、刘鸿儒、高尚全外，还有浦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和林森木（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原有成员继续参加的有房维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李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张志刚（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和李泊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这表明了交流会的延续性，便于充分应用他们的经验，继承交流会的传统。同时，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接替张云方担任中方事务局长，张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我于2007年6月不再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由张玉台接任。当时我年已古稀，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将在2008年3月期满，届时不再担任。2008年1月24日，我向吴仪和温家宝总理报告，请求辞去交流会中方首席代表的工作，建议由张玉台接任。我还说，大家都希望吴仪能继续担任顾问，指导交流会的工作。吴仪说她已全面退休，希望另行安排人选。后来吴仪也就没有再担任交流会的顾问。大家都知道，吴仪在卸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就表示过要“裸退”，就是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虽然人们都觉得未免可惜，但仍传为美谈，受到广泛赞誉。

2008年6月17—19日，交流会第28届年会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闭幕会上，我宣布了今后不再担任中方首席代表，愿意作为成员继续为交流会出力的决定，并对10年来在交流会活动中给予我宝贵支持和帮助的中日双方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谢。大家对我的决定的理解和热情鼓励，使我深感欣慰和终生难忘。
此后，我参加了2009年5月在冲绳举行的第29届年会，并且在交流会举行的答谢会上讲话，还参加了201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交流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

　　二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交流会30年来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程，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见证。

邓小平1978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说过：“我们原来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太低，怎么样搞得合理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就是大问题。所以，希望日本朋友特别是实业界，还有懂行的政治家帮我们出点好主意。这样，反过来可以更快地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同年10月访问日本，邓小平亲眼看到日本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触颇深。他在新干线特别快车上谈到观感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据我揣度，这次对日本的访问，是促成邓小平更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也可以说是萌发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这样的友好交流机制的胚芽。

中日经济交流会的直接缘起，是请外国专家讲课。1979年春节期间，谷牧在北京钓鱼台主持一次学习会，有国务院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请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介绍世界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利弊，以及日本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筹集资金的经验，这是改革开放后请外国专家给领导干部讲课的第一次。之后，经邓小平同意，谷牧邀请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作经济顾问（后来又增加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吴作栋）。在进一步交往中，中日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固定的长期的交流机制，就宏观经济政策交换看法。几经磋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成立。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双方商定的宗旨是：从宏观角度讨论两国经济中的长期性、综合性问题，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在成立之初，实际上还说不上是双向交流，而主要是中国方面向日本学习。当时中国改革初始，百废待兴，亟需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外国经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给中国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由于是近邻，有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历史上有比较深的了解，加之在两国建交之前民间就有比较多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还有过“廖承志-高崎办事处”这样的常设机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日本，注重向日本学习。中日双方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成员，是根据这种需要确定的，都是积极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人士。日本方面，在向坂正男去世后先后担任首席代表的三个人，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担任过中央政府重要经济部门的高级职务：下河边淳担任过国土厅次官，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的纲领性著作《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执笔人；宫崎勇担任过经济企画厅长官，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起草人；福川伸次担任过大平正芳首相的秘书和通产省次官。日方成员，大多数是和中国有比较密切经济贸易关系的企业家，或者是经济研究部门的专家，都有丰富的学养。由于经济体制和决策机制的不同，中国方面参加交流会活动的，除负责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的经济学家外，多数是在职的政府经济部门负责官员，也都有丰富的学养。因此，交流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本上的抽象理论讨论，而是更为注重经济实践，最初主要是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和成功经验，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从宏观经济管理到产业发展，都给中国方面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还通过交流会的渠道，为推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和投资做出了贡献。双方成员在交流会活动渠道之外，还做了许多推动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努力。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4年9月5日，中方首席代表王梦奎（左）和日方首席代表福川伸次（右）在兰州举行的交流会第24届年会上。

　　 交流会是与时俱进的。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WTO，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日经济关系也有不少新的变化。中日两国的贸易额，从1980年的89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8亿美元，增长33倍。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单方面对中国进行投资和经济援助的时代已经结束。由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重要变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发达经济体所占比重下降。面对新的局势，交流会讨论的内容逐渐有所充实，从过去以介绍日本经验为主，逐渐转向围绕两国经济面临的棘手问题进行讨论；从单向的日本“教”和中国“学”，转到双向的交流。这是我在担任交流会中方首席代表期间所发生的最大变化。这种变化，是顺时应变，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彼此觉得有新的议题需要讨论，只要提出来，对方一般都会赞成，很容易确定下来。当时并不觉得是什么大的变化，但积之数年，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变化不小。当然，原来确定的几个比较固定的议题：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形势、中日经济技术合作与地方合作，仍然是每届年会都讨论的。除这些比较固定的议题外，后来每次会议都设立“特别议题”，讨论当前的迫切问题。2000年以来先后被列为“特别议题”进行讨论的有：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与经济结构调整（2000），经济全球化与经济结构调整（2001），WTO与多边贸易谈判（2002），自由贸易协定的新发展和亚洲经济（2003），能源战略与能源安全（2004），可持续发展与中日经济合作（2005），节能和环保领域的中日合作（2006），扩大内需与刺激消费政策（2007），战略互惠原则基础上的中日合作前景（2008）等重要问题。在几个比较固定的议题中，也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充实了新的内容。中日双方都增加了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日本方面增加了关于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对应之策的说明，中国方面则走过了单纯学习的阶段，更加主动地介绍国内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矛盾，以及所采取的应对举措，回答日本方面提出的问题，也对日本在经济方面的某些举措提出质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金融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关于地区差距，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关于资源和环境问题，关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关于“十五”和“十一五”规划，都作过专题的报告和讨论。中国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不是日本过去的经验所能完全涵盖的，日本方面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是以宏观经济分析见长的宫崎勇多次强调，不能照搬日本的经验；同时他们根据对中国经济的深入观察，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关于中国需要扩大内需，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宫崎勇提出过建议；关于现代产业发展趋势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福川伸次提出过建议；千速晃（新日铁公司总经理）关于企业发展的报告，八丁地隆（日立公司副总经理）关于环境问题的报告，儿玉洋二（山九公司副总经理）关于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报告，都是很有深度和富有启发的。在讨论进程中，有说明，有相互补充，有提问和质疑，也有不同意见的毫不客气的争辩，气氛是热烈认真和坦诚友好的。宫崎勇在他的回忆录《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里，对交流会的讨论气氛有这样的评价：“与中国同行交流，最初很格式化，经过十几年、22次会议，双方的隔阂已经消融，气氛远比日本的经济审议会好，讨论的态度极为诚恳。” 宫崎勇长期参加日本经济审议会和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亲历者，他的评论是可信的。

我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和福川伸次多次讨论过交流会的议题。福川伸次在纪念交流会成立30周年的文章中说：“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起步时的初衷是让日本的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作用。但考虑到中日的经济地位，交流会已经到了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和构建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集思广益的时刻。”我赞成这个主张，这和交流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在新的形势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讨论需要放在亚洲和世界格局演变的背景下进行，在亚洲和世界格局演变的背景下讨论中日经济问题，对新的国际秩序与世界和谐做出贡献。

我想在这里说点题外的，但并不是多余的话。中国GDP在2010年超日本，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却反映非常平静。这或许可以说国民心态成熟的一种表现吧。交流会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日方个别发言中偶尔婉转涉及。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但必须看到的是：第一，中国人均GDP还不到日本1/10，大体上只相当于日本1973年的水平（3800美元）；第二，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不如日本；第三，日本有大量的境外资产收益，经济实力和产出总量没有反映在GDP统计中，而中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第四，不能只看当年产出，还要计算多年积累的国民财富。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中国GDP是1984亿美元，日本已经达到10553亿美元；2000年中国达到11985亿美元，日本已经是46675亿美元。还有，日本在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大量投资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有很大差距。总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日本是经济发达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仍然要虚心向日本学习。即使将来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也还要向日本好的方面学习，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好的方面学习。这是保持国家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之道，也是在国际交往中应有的态度。

　　 三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绵延30年，作为两国高层人士的对话渠道，在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为官方提供决策咨询意见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正确的宗旨和适当的组织机制，有中日双方各界的大力支持，也仰仗参加交流会活动的双方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

在近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上，30年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作为一个双边组织，成员不断更新，30年来能够一贯秉承其成立的宗旨，通过坦诚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致力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的发展，持续时间之长和交流频率之高，都是不多见的。参加交流会活动的人都为此而感到欣慰。
正如月有阴晴圆缺，交流会的活动也有因为两国关系的障碍而遇到困难的时刻。即使在两国关系面临暂时困难的时候，交流会仍然坚持不懈地开展活动，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了贡献。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2001年，因为李登辉访日和教科书问题，中方不得不提议推迟原计划4月在神户举行的第21届年会，而当时日方已经对会议进行了周到的准备。交流会不论是在中国举办或者在日本举办，都要和举办地进行磋商并取得支持，改期举行不免多费周折。虽然如此，福川伸次和宫崎勇还是写信给我，对中方立场表示理解。交流会的日方成员佐藤嘉恭借来北京参加贸促会议的机会，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讨论，对历史问题和中日关系有许多共识。我在北京饭店宴请佐藤先生，并且即兴写了三首俳句赠给他：

　　 （一）
衔命重千钧，
邦交友好德为邻。
“小使”穿梭频。

　　 （二）
阳春迎故人，
华楼小酌洗风尘。
谈笑尽经纶。

　　 （三）
遥知樱花开，
好约难成莫疑猜。
佳期自重来。

　　 由于双方的努力，21届年会终于在这一年的12月成功举办，保持了交流会创立以来每届年会从未中断的纪录。像这样的彼此沟通和理解，在交流会活动中很多的。诗里说的“小使”，是和嘉恭他开玩笑。佐藤是日本资深外交家，被称为是“知华派”人物，上世纪90年代担任日本驻华大使，我因1997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李鹏总理访问日本而同他相识。当时他告诉我即将卸任，我说，卸任后还可以继续当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使，他说离任后就成“小使”了。他离任后经常往返于中日之间，继续为推进中日友好关系奔走。

交流会是非官方性质的，讨论的是关于经济政策的见解，而不是具体经济事务的交涉。当然，毋庸讳言，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所取得的成功，和两国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交流会的成立，中国方面是政府最高当局推动的，日本方面也有明显的政府背景。朱镕基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期间曾经是交流会的成员，担任总理后仍然关心交流会的工作。2000年4月29日他在北京会见过出席20届年会的中日双方代表，卸任后我还曾两次陪同宫崎勇去见过他：一次是2004年11月4日在他北京的住地，一次是2006年10月12日他在钓鱼台养源斋宴请宫崎勇，老朋友见面，叙谈甚欢。温家宝总理和鸠山首相为纪念交流会成立30周年发来贺信和贺电，对交流会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温家宝总理说：“30年来，双方成员围绕世界经济和两国发展改革的重大议题交换看法，相互学习借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为推动中日经济对话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和意义超越了双边范围。”他还特别说到：“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始终秉承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即使在两国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仍坚持开展交流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交流会轮流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地方举行，所在地方都在会上报告当地经济发展议题，就展开中日两国地方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发表看法，并且被邀请参加下一年在对方国家举行的交流会。深圳、广东、天津和陕西还通过交流会的契机，成立了中日经济协力会、促进会或者研究会，定期举行对话交流活动。这些做法，扩大了交流会的范围，增加了交流的深度，也使参加交流会活动的人开阔了眼界。我因为参加交流会活动而去过日本宫崎、神户、松山和冲绳，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国内去过的地方不算很少，敦煌和阳关也是因为参加交流会活动才得以一饱眼福的。不论在中国和日本举行，所在地的政府和各界人士都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并且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这也是我们不会忘记的。

在2010年4月26日纪念交流会30年的座谈会上，大家都深切缅怀这项活动的倡议者和发起者邓小平、谷牧和大来佐武郎，以及长期担任中方首席代表的马洪和长期担任日方首席代表的向坂正男。没有他们关于成立交流会的高瞻远瞩的创意，没有他们的开拓性的工作，就没有交流会和交流会的今天。我们是这些前辈所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有责任继续努力。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已经是“而立之年”，三十岁了。我衷心希望，正值壮年时期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越办越好，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新的贡献。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