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解读，1949年对于中国的深远意义都毋庸置疑。

　　有意思的是，这种意义绝不仅仅是隔代论史者的认识，当年的局中人也有清醒的洞察。在那个年头，我们的先辈也许是以理性，更可能是凭直觉，感到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他们很早就下了断言，后人一定会持久地想起1949年。著名民主人士、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在1949年1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永远纪念着的1949年》。文章中说，自己已72岁，已过72个年节，何以独要永远纪念1949年？因参加政府以来，所闻所见，无一不新颖，无一不感动，其尤为突出的感受，“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当然，最富激情的还是胡风的一声呐喊：时间开始了！

　　现在就让我们奔向时间深处，看看1949年的中国人怎样行进在新旧转换的途中吧。

　　美国人笔下“革命的一年”

　　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是幸运的。1948—1949年间，在北平访学的他目睹了旧政权的崩溃和新政权重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的努力。我们也是幸运的。博迪留下了一本日记，因其第三方身份而弥足珍贵。翻开日记（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1949年。

　　集体主义美学的源头

　　游行、集会、口号、秧歌，这种当代中国人也许已经陌生的集体主义美学，以1949年为源头。

　　2月3日，为庆祝正式接管城市举行盛大检阅，“游行中很突出的是几千个来自全城各个学校、机关的学生和工人。他们的彩色纸旗被风撕成碎片。在学生中还有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有些队伍敲锣打鼓扭秧歌—一种和许多人一起跳的简单的传统的农民舞蹈，这种舞蹈由于共产党将其作为民间艺术推崇而广为流行。我更熟悉的人是穿着鲜艳的服装在人群中愉快地踩新旧高跷的人。其他队伍由‘啦啦队长’带领边走边唱毛泽东著名的‘八项注意’”。

　　2月13日，“无数的组织还在继续发表对已发生事件的祝贺声明。《人民日报》的一半篇幅都被用来刊登此类声明或报道这个星期几乎天天都有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最大的一次集会是昨天晚上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过后举行了历时几个小时的游行。据说有超过20万人聆听了城楼上的人发表的演讲，城门周围插满了红旗，城门上方悬挂着巨大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人太多了，我很难挤进城门边。游行的人群完全沉浸在喜悦中。”

　　如此场景非美国人所习知，博迪又郑重记下了创造集体主义美学的民众的反应。“现在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人的热情显而易见不是虚假的，要知道在我见到他们之前，他们已在风沙中站了四个小时。我能肯定许多人对能亲自参与这场象征着中国历史新时代的开端的事件有强烈的感触。”应该说，博迪的态度比较客观。

　　新政权带来的新价值观，给博迪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城里一个最穷的地区里，突然发现一系列共产党木刻招贴画。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人物画，画面上是蒋介石在一个向他伸出的巨大的拳头面前畏缩，在他的脚下躺着一堆咧嘴的骷髅。还有一张，画的是一本在火焰中燃烧的书，书名为《伪宪法》（这些天里任何与国民党有关的东西一律被称为‘伪’）……第五张画着一个解放军战士，他的手臂保护性地围住一个平民的肩膀，它的标语是‘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朋友。’”作为塑造新的价值观的一部分，最著名的新戏《白毛女》进入了北平，并受到了热烈欢迎。博迪注意到，观众的“情绪完全被剧情感染，在紧张的时刻，他们喊出了对地主的仇恨，对女英雄的劝告和对八路军到来的喜悦。‘让她揍他！’坐在与我间隔一个座次的座位上的一个看上去很温和的青年人，在女英雄的同志阻止她痛打地主的一幕中大叫着”。

　　坚决又果敢的洗礼

　　从气质上讲，作为古都的北平和新时代并不协调。共产党人韦君宜和她的丈夫杨述刚进城时，就曾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发誓：“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这个城市！”从博迪的笔下可知，肯定是共产党人成功改造了这个城市，外观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旧的秩序和观念被打倒了。一群学生遇到了一个穿着昂贵裘皮的中国妇女，他们命令她在街上像只狐狸那样爬，虽被人劝阻，但他们离开时叫嚷着：“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新中国，在这个国家里无论谁都不允许穿狐狸皮。”而博迪雇佣的小陈讲述了自己一个穷朋友的故事，他到一个煤铺去买煤，老板粗暴拒绝了他，几个星期后，北平解放了，他又到那家店铺，“这次煤铺老板满脸堆笑地欢迎他，多少带有些害怕地竭力不论过去曾拒绝卖煤给他的事”。一切都在昭示，这个古老的城市的确换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