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叛逃，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1971年9月13日，历史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林彪作为著名战将、元帅，叛逃时与张国焘一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

　　本文来源：《解放军报》2011年7月1日第6版，作者：张毓育，原题：《90年9大历史追问（上）》，本文为原文节选

　　追问：张国焘变节叛逃时，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林彪作为一代名将、元帅，叛逃时同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为了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制度和措施。为什么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1938年4月，正当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时，中共内部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

　　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叛逃，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历史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他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条根本原则，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确立并逐步完善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全国组织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理论上阐明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政治委员制度成为一个崭新创造。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第一次明确提出：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

　　纵观我军80多年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国外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在解放军历史上，出现过高层领导人脱离、叛变这个组织的事情，但从未出现过成建制的“叛军”。他们得出结论：解放军不会哗变！

　　这个发现只是表象，背后的奥秘正是“党指挥枪”。

　　1971年9月13日，历史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林彪作为著名战将、元帅，叛逃时与张国焘一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

　　改革开放环境下，党指挥枪作为一条根本原则，成为划清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界限。党指挥枪这个建军之本、立军之魂，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搞什么“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

　　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2004年9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2010年重新修订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党指挥枪，确保了我们这支军队不断创造辉煌的历史。党指挥枪，同样能确保我们这支军队拥有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