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黄慧南还讲述了另外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198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黄维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黄维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他是国军的一名飞行员，解放后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贵州。”连年的政治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身份，让他迫不得已装哑巴，“不说话27年，他听说爸爸特赦释放，也知道爸爸的刚直为人，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本文摘自《新民晚报》2011年5月10日连载栏目 作者：周海滨原题为：我们的父亲（8）——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经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父亲的病与劳累有关系。刚从香港回来，又要搬家，虽然是搬到路对面，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黄慧南回忆说：“他病发突然，当时正要开‘两会’，他一直很认真地准备参会提案。那天，父亲去‘两会’现场报道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就去看病，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第二天早晨，黄慧南突然接到政协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她连忙赶到协和医院。“当天晚上给父亲看病的是位老专家。他一直在那守着，等病情平稳后，医生们劝他回去休息，老人家一直不肯走，后来在劝说下离开医院还交代说病人随时有反复，要注意观察。医生也撤了，只剩下值班医生，值班室与病房隔着个过道，那里有仪器显示父亲的病情。夜里，父亲又犯病了，父亲滑落到地上，父亲心脏病再次突发去世。”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下午五时，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的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上世纪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当年，黄维向家人提及，台湾方面许诺去台湾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老先生（黄维）不愿意，他不想负任何一方，去台湾是为了两岸的和解，就是为了会见故旧，为了和平统一献出绵薄之力。他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黄维所言非虚，他20岁当团长，24岁当旅长，27岁当师长，34岁当军长。44岁当十二兵团司令。

　　说这话的黄维，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至死没有改造好”。

　　晚年的黄维曾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在黄慧南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是“爸爸总趴在桌子上看啊、写啊、划啊，而我总帮他抄写，因为他岁数大了，写字手会抖，他写完了就让我抄下来，然后交上去。爸爸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执著，又没有人逼他。”

　　在家人眼里，黄维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父亲很重感情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大病了一场，没办法去参加遗体告别。”女婿回忆说，“我去拿他给母亲写的挽联，他写的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我怕别人误会‘难’字，建议父亲改，父亲落泪了。”

　　“在改造后期，父亲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感情也很深。”黄维在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有一次黄维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不住宾馆，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2号监室住一晚上。

　　黄慧南还讲述了另外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198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黄维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黄维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他是国军的一名飞行员，解放后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贵州。”连年的政治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身份，让他迫不得已装哑巴，“不说话27年，他听说爸爸特赦释放，也知道爸爸的刚直为人，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黄维对周廷烈的来信非常重视，立即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周廷烈原系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十四师四十二团一营一连见习军官，他所述在五十四军服役和被送美国受飞行员训练，尚符合历史事实……周一直在美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所部服役，历经对日、德作战，著有功勋，立功是可信的。对像周这样一个传奇式的幸存者所处的情况应有所关怀，建议对周廷烈应按照政策给予安排生活出路，并尽可能安排为所在县政协委员，以示党和政府不遗忘对敌空战中作战的领航员曾做出过的贡献，实事求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