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6月11日那天，《申报》、《时报》、《新闻报》、《民立报》等上海知名大报，都在当天显著版面，刊布了一则由沪军都督陈其美(即陈英士)签署的军政府公告。该公告称:军政府业已饬令(上海)中华银行，自即日起，全数收回其之前发行的所有“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纸币，简称“军钞”)；凡军民人等持有“军钞”者，“皆可在中华银行办公时间，前赴兑换现洋，该行当依照各国银行兑现办法，决无留难之理”。

　　此公告一出，原先流言纷飞、人心疑惶的上海金融市面，很快风波平息，工商百业的经营交易也日趋稳定。事实上，之前，申城坊间有关“军钞”的种种“马路传闻”，原本就不尽是空穴来风——军政府的那则公告，确乎事出有因，其背后牵涉到一宗非同小可的“假军钞”案，当时人们鲜有知悉内情的；而这宗假钞大案的破获，居然又与陈其美的故里浙江湖州，有着直接联系。

　　事情需要从1911年11月3日的上海“辛亥光复”说起。

　　当时，随着黄浦江畔那一声声惊心动魄的枪吼弹鸣逐渐停歇，上海这座被孙中山称作神州“东南锁钥”的大都会，“全境扯弃清朝龙旗，宣告独立”，开启了它“呼应武昌首义、共奠民国之基”的崭新一页。起义的革命党人公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主掌上海军政府。

　　新生的共和政权成立伊始，即面临极度沉重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要大力扩充民军，支援长江沿线诸省的“光复”并筹备北伐；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本埠的经济、民生，确保社会秩序安定——名目浩繁的经费需求，潮水般地压向军政府，仅军饷一项，就得“每日应付三万元(现洋)”。可是，由于外国敌对势力(驻沪领事团)的蓄意阻梗，上海海关(旧称“江海关”)的日常关税以及大清银行滞留在沪的巨额资本银，均被强行截扣于英美租界，军政府一时难以追缴征用，致使财政来源几近匮竭，开支却与日俱增，资金的窘迫愈益严峻。

　　所幸申城各界热切拥戴共和，市民自发的捐款助饷，源源不绝；众多工商士绅也争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一定程度纾缓了军政府的财政危机。资深金融家沈缦云(时任军政府财政总长)向陈其美建议:应当在积极“振兴实业、广拓财源”的同时，再设法聚合民间资金，创办一家“由军政府担保并委派监理”的股份制华商银行，以发行短期“军用钞票”的方式，来“流通泉货，周转头寸，酌济盈虚，应对当前之急需”。陈其美批准了沈的建议，这家银行就定名为“中华银行”。随即，军政府在报端披露了“筹立中华银行”的计划，全文公布该银行的《招募股本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