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3月3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成立，这可称作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声望最高的中文系。2010年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胡适人文讲座”成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北大中文系，乃至整个北大与胡适之间的渊源可谓深厚而又绵长，胡适“回到”北大，就如同欣然回家。

　　胡适与北大的姻缘可追溯到1917年。在陈独秀的大力举荐下，从美国学成归来、时年27岁的胡适始在北大任教。意气风发、血气方刚的胡适参与开展了白话文运动，那时的他也是北大红楼前的一介风度翩翩美少年。41岁时，胡适又担任赫赫有名的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及至56岁，胡适出任北大校长。

　　1948年11月，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南京政府决计将北大南迁，校长胡适却坚持不撤离。他认定，北京大学只有在北平才可叫做北京大学，这里才是它的根。同年12月14日，胡适登上南京方面派来的飞机，临行前他殷殷切切地写下了难以割舍的便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翌年4月，胡适从上海去美国，从此和北大永诀。

　　虽然身居台湾，但每逢北大校庆日时，胡适总不忘邀约北大校友聚会纪念。至今，在台湾胡适纪念馆的陈列室里仍收藏着胡适68岁时的生日录像，在栩栩如生的画面中，胡适深情致辞，抒发他对北大的追忆与展望，千里之外，遥寄重托。

　　1962年，走到人生尽头的胡适仍心有不甘。“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晚年既至，胡适越发思念起自己的故乡安徽绩溪，大陆的山山水水令他魂寄梦牵，回家的渴望一日比一日强烈。每每看到台湾的风光景色，他总要把它与他熟悉的大陆故乡的旖旎秀丽联系到一起，只当他乡是故乡。而在台湾过端午、中秋节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时，他会更加思亲，对大陆的一切过往都难以割舍。但胡适知道，故乡是永远也回不去了。所以，他在遗嘱中尽量弥补未能叶落归根的缺憾。弥留之际，他更加思念曾留给他无数美好回忆的北京大学，执意要把自己留存在大陆的102箱书籍捐给他挚爱的校园。

　　然而，自1954年最高领袖毛泽东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展开大批判后，胡适一度成为一个危险的符号。在大陆“批胡”时代，胡适在北大图书馆里的书籍，有些已零落分散，也有些被转至国家图书馆存放了。

　　如今，胡适的命运却在大陆陡然间峰回路转，受到超乎寻常地喜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有关人士透露，胡适纪念馆正与北大图书馆合作，分别制作胡适书籍的目录，从而推动和北大进行胡适书籍的交换。而在北大中文系举行100年庆典时，胡适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回家”了。

　　胡适“回家”的路，走了漫长的60年

　　追索真迹

　　人生飘忽短暂，转眼就是百年。弹指一挥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不知不觉地走过90余年的时光，那些曾叱咤风云的引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五四”人物，比如胡适、林语堂、钱穆之类，也早已融入历史，似灰飞烟灭，几乎不着痕迹。

　　但在台湾，如果你心存虔诚，便仍可在其各自的故居里觅到星星点点踪迹。在这些令人高山仰止的“五四”人物中，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更可视为一座难以逾越的巍峨山峰。

　　1891年生于上海的胡适，三至四岁时曾随母来台探父，住在台南和台东，五岁时返回祖籍安徽绩溪读私塾，二十岁留学美国。在那些来台的“五四”人物中，应算胡适在这里留下的痕迹最多。除胡适小学及台东的胡铁花路外，就是这座著名的在台北南港的胡适纪念馆和胡适公园了。

　　确切而言，胡适纪念馆是胡适晚年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的南港住宅，亦称为台北胡适故居。造访胡适故居的时间表被设置得挺为苛刻，只有周三和周六才对外开放。我坐公车来到“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故居，是在一个下着初春小雨的午后。汽车越行至近前，就越显得人迹寥落。

　　“中央研究院”内，各研究所高楼林立，正在我惶惶乎不知所措间，忽见一条马路边矗立着“适之路”的指示牌。胡适原名嗣穈，后改名胡适，字适之，“适之路”因此得名。至于自己名字的来历，胡适曾释义过，当年是从达尔文学说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里择取其名字的。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曾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学术研究机关，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其大部分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等机构，也有的研究所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1954年，“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宣布“复院”。之后，蒋介石诚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职的胡适返回台湾，担当“中央研究院”院长。1957年冬，蒋介石拿出自己《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为胡适搭建此居。

　　67岁时，胡适不想再在海外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地游荡，遂于1958年4月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同年11月，胡适乔迁此居，直至1962年2月24主持院士会议时突然发病溘然仙逝，年仅72岁。

　　尽管胡适有志将“中央研究院”办成如普林斯顿研究院那样的国际学术机构，但他很清楚地知道，无论从规模和影响而言，此“中央研究院”均已无法与中国科学院相提并论，他的舞台自然也不如以前那样广阔，可以任其尽情舞袖放歌了。而当蒋介石希望胡适把“中央研究院”办成“反共抗俄”的阵地时，胡适更明确地回应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美国归来后，胡适做《老鸦》诗一首，以“天寒风紧，无枝可栖”之句聊表其无所适从的无奈心境。他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安放自己这颗高傲的学术良心。

　　胡适与蒋介石间的交往，曾一度被人诟病，其形象也多被扭曲。其实，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双方来说，天马行空自由独立的胡适均是不讨喜的。表面上看，蒋介石很器重胡适，1938年至1942年间，胡适曾任“驻美大使”，蒋介石也曾望胡适出任“外交部长”，但遭他推脱婉拒。在1948年“竞选”总统时，蒋介石又力邀胡适出山陪衬“竞选”，二人可上演胡适当空头“总统”、蒋介石当实权“行政院院长”的“胡蒋体制”。而对于独裁专断的蒋介石，胡适内心是嗤之以鼻的，他甚至一度支持台湾志士组建和蒋唱对台戏的“反对党”。可见，胡适和蒋介石是颇不合拍的，一介学术之躯的他也不会遵循蒋介石为他精心铺就的政治之途。

　　还有一种说法是，胡适当年有很多文章是批驳国民党的，但都被当局删除了，所以大家未能见到。1929年，胡适既已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抨击，1957年胡适又在台湾面临攻击，他被认为是“思想毒素”。　

　　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陆，胡适同样遭受到最猛烈的批判，他的为人及学术思想被肢解得体无完肤。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以“编者按”形式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毫不留情地说：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此文发表后，一股群情激奋的批判胡适热潮开始在大陆蔓延席卷泛滥成灾。在两种敌对势力中夹裹着的胡适，却默契地成了它们同仇敌忾的一致靶心，似乎，此时的胡适果真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了。不仅如此，他更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过街“老鼠”、嗡嗡乱叫的“苍蝇”和阴险歹毒的“狐狸精”……

　　然而，这个已被踏上亿万只脚的“卖国贼蒋介石的匪帮”、“马列主义凶恶的敌人”并没有惶惶乎不可终日，来台以后，他一直寄居在南港这个朴质的居所里，依然保持着一种超脱的心境，仍在我行我素地“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对于漫天飞舞的谩骂和攻击，能言善辩、巧于舞文弄墨的胡适却三缄其口，从没在自己的各类文字及任何口述自传中，鞭挞斥责声讨过那些对他唾液四溅、不恭不敬之人。他坚信，清者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