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如果能够对张绍曾等人的这些建议给予肯定的答复，相信由湖北新军引发的一场大革命完全可以至此结束，然而清廷并没有珍惜张绍曾这些君宪主义者的建议，没有顾及他们的政治忠诚，继续以糊弄的姿态一步一步退却，结果错失良机，最终使君主立宪的机会完全丧失。

　　本文摘自《1911年：中国大革命》，马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清廷在政治变革方面的让步当然有袁世凯的推动，不过也必须承认，清廷的这些宣示其实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共同期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前进方向。就此而言，南方的兵变、哗变，对于清廷打破守旧势力的封锁，为政治变革打开一条血路，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还必须说，清廷这个重要宣示的推手，还不仅仅来自袁世凯一系，可能还有诸如滦州兵谏事件的影响。

　　所谓滦州兵谏，就是驻守在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官兵基于义愤和大义所发动的一场军事哗变，其政治诉求与湖北新军的哗变有所不同，而是要求清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这一点与袁世凯当时的政治立场完全一致。但是不知为什么，在过去许多年，史学界许多人都认为滦州兵谏的政治诉求是革命，是排满，是共和，而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吴禄贞被杀害，也被说成是袁世凯的阴谋和指使。现在冷静观察重新阅读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一事件可能还不那么简单，可能还有重新思索的空间。

　　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还有张绍曾和蓝天蔚。张绍曾生于1879年，时年三十二，河北大城人，原为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后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毕业时名列第一，回国后任北洋第三镇炮兵标统。1905年入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任总监督。1910年随贝勒载涛出洋考察欧美陆军，归国后转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少年权贵载涛、载洵等算张绍曾的学生，这也是张绍曾在朝廷层面的重要人事资源。1911年，张绍曾调任新军第二十镇师统制，驻守沈阳、新民一线。武昌起义发生后，奉命入关，驻扎滦州。

　　蓝天蔚生于1878年，时年三十三，湖北黄陂人。初就学于湖北武备学堂，1899年以优异成绩被张之洞选派送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并在那里与张绍曾、吴禄贞结识。1903年，蓝天蔚奉命回国，任将弁学堂教习，因与吴禄贞等人过从甚密，遂被军方高层怀疑，蓝天蔚愤而辞职。旋经吴禄贞推荐，再度赴日考察军事，并从湖北新军中挑选五十名优等生随行。日俄战争爆发后，蓝天蔚甚为愤慨，出面组织中国学生成立义勇队，任队长，帮助日本抵抗俄国。

　　与张绍曾、吴禄贞的情形一样，由于中国处在政治发展的十字路口，好学深思的蓝天蔚对于各种思想学说都有浓厚兴趣，他与湖北籍的刘成禹、李书城等人组织同乡会，并创办留日学生第一个以省份命名的进步刊物《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洋各国进步学说唤起国民精神为己任。回国后出任第二混成协统领，驻守奉天。

　　吴禄贞生于1880年，时年三十一，湖北云梦人，经历与蓝天蔚相似，1896年从军，1898年被张之洞选派送赴日本学习军事。据说，吴禄贞也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清廷为己任。这个说法的可信性其实还值得讨论。

　　从个人性格品行上说，吴禄贞又与蔡锷有着相似之处，只是吴禄贞个头瘦小，但其谈吐不凡，做事专断，性格豪迈，不愿被别人领导，有着很强的领袖欲。广结天下英雄豪杰，花钱如流水，风光无限，喜欢美女，纳娼为妾。或许因为这个爱好，吴禄贞与蔡锷被一些雅士文人讥为“南蔡北吴”。

　　吴禄贞留学归国后，在军界的发展一帆风顺，先任中央练兵处训练科监督，后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任军事参议，旋任延吉边务帮办，后升任延吉边务督办、陆军协都统。1910年奉调回京，出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前往德国、法国考察军事。回国后调任陆军第六镇统制。

　　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三人在日本留学时深相结纳，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誉为“士官三杰”。他们虽然在那里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与湖北籍的革命者像刘成禹等人来往，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更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那样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作为清政府官费选送的军事留学人员，他们对朝廷依然有着无比期待和基本忠诚，他们后来之所以挺身而出进行兵谏，与其说是对武昌起义的响应，不如说是对武昌起义的回应，因为他们兵谏的政治诉求并不和湖北军政府以及独立各省的要求相一致，而是要求朝廷遵守君主立宪的政治承诺，加快立宪步伐，早日进入完全立宪的时代。

　　至于吴禄贞几个人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倾慕和探究，也不必过多阐释，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革命和改良在1906年之后的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跷跷板。革命高涨了，肯定意味着改良出了状况，而状况一定是朝廷又遇到根本障碍改不动了。这时，许多稍怀激进情结的中国人都会倾向于革命。而一旦朝廷化解了改良的障碍，改良又进入常态了，革命也就没戏了，革命也就低潮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吴禄贞等士官三杰和那个时代许多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一样，你可以说他是革命者，也可以说他是朝廷的忠诚拥护者。他们对朝廷的批评、批判与愤怒，其实就是典型的“第二种忠诚”，是恨铁不成钢。

　　进入1911年之后，革命的形势原本走向了低潮，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主导的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立宪党人都在幻想着随着政治改革的进程分享应该获得的权利，不料清廷亲贵内阁的出台惹恼了立宪党人，使他们先前的政治期待归于落空。紧接着，朝廷又接受盛宣怀铁路国有化的建议，弄得南方各省群情激奋，反抗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清廷为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决定在当年秋天调动大军举行永平秋操，以此去压制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

　　永平秋操分为东西两军。西军为禁卫军，以满洲人为主；东军为新军，以汉人为主。内定的演习方案是东军败西军胜。清廷特别任命军咨大臣载涛为永平秋操大元帅，任命舒清阿为西军总统官，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被指定参加秋操的队伍，禁卫军为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和第三混成协；新军参加秋操的为第一镇、第四镇、第二十镇及第二混成协。东西两军先后从原驻地向滦州一带集结。

　　张绍曾统领的第二十镇参加秋操的队伍从新民府陆续开到滦州的时候，武昌起义已经爆发，全国震动，军心不稳。朝廷根据秋操大元帅军咨大臣载涛的报告，下令停止当年秋操的一切准备活动，并考虑将新军第二镇、第四镇及第六镇的一协编为第一军，将第二十镇和第三镇、第五镇各一协及第二混成协编为第二军，开赴湖北前线。因此，从各地向滦州集结的各路军队相继离开返回原驻地，但不知为什么只有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却在滦州按兵不动。

　　滦州为拱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张绍曾和他的第二十镇在那里按兵不动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朝廷当然担心武昌的事情在滦州发生，所以相继委派载洵、吴禄贞、蒋作宾、陈其采等将领前往滦州相机劝说，以解除朝廷的担心。

　　载洵算是张绍曾的学生，但他的劝解并不被张绍曾接受。吴禄贞是张绍曾的哥们，他所统领的第六镇已经从滦州返回原驻防地保定，他受命前往滦州劝说张绍曾，其实是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进行沟通串联，使吴禄贞将他们士官三杰先前的计划有机会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