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诗礼传家的金庸，自幼喜读古诗文，有扎实的国文功底。1940年他读高中一年级时，曾写了一篇嘲讽训导主任的寓言故事《阿丽斯漫游记》。结果因“亵渎师长，败坏学风”而被革出校门。然而，这篇文章不仅显露了金庸的文学才华，也充分展示了他敢于反抗强权，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精神和勇气。

　　到衢州中学后，金庸开始向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投稿。老师替他取了一个笔名——“查理”。“查理”撰写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陆续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发表，得到好评。

　　1941年12月7日，又一篇署名“查理”的文章:“‘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发表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的头条。金庸对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名句，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解读:“李清照以‘人比黄花瘦’为得意，而抗战的巨潮并不曾完全夺去这种思想。”“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金庸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成为弱不禁风的懦夫，而要像勇士一样坚强，能挺立在暴风雨中。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金庸提出这种观点，无疑对振作国人的精神和信心是大有裨益的，但其中蕴涵的对弱者的蔑视，显然不无少年人的偏激。

　　到重庆后，他的文学创作也没有停歇，他后来对北京大学教授、金庸小说研究专家严家炎说:“我在重庆时，曾经写过短篇小说，题目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举办的征文比赛，获得二等奖，署的是真名‘查良镛’。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笔者曾在重庆档案馆查找抗战期间重庆市政府举办征文活动的相关档案，遗憾的是资料缺失。因不知道征文发表于何种刊物，也无法在收藏抗战期刊十分丰富的重庆图书馆寻觅，殊为憾事。

　　金庸写的《白象之恋》无缘拜读，而他写的长篇小说《如花年华》却让笔者窥见了一斑，饱了眼福。这就是发表在金庸自己主编的《太平洋杂志》创刊号上的、以“查理”为笔名的长篇连载。这第一章有9000字左右。小说写一个名叫王哲的南洋侨商之子，不幸父亲去世，遗留了大笔财产待他继承。19岁的他，回国在江南某城海滨大学外文系念书。他母亲是一位美术素养极高的女性，从小有绘画天赋。一天，母子俩在海滨游玩，绘画写生，邂逅一个失去妈妈的8岁女孩，故事便由此生发开去……小说文笔清新，节奏明快，语言活泼流畅，采用了金庸自己说的“新文学形式”撰写。金庸在创刊号“本期内容”栏目中，这样介绍它的梗概:“《如花年华》长篇创作，描写孩童的天真，青年的热情，爱情的真挚，人生的命运等。格调高超，意境清艳，每章自成一段落。”

　　1945年2月，创刊号甫一面市，3000册不久便售罄。这给金庸极大的鼓舞，于是，他便积极编辑《太平洋杂志》第二期。长篇小说《如花年华》的第二章也已脱稿，后来，因为金庸及其合伙人无法筹措到第二期的印刷经费，而不能付梓问世。出自金庸手笔的一段精彩的小说创作，便与第二期的其他稿件一起丢进了字纸篓。面对如此困窘的局面，金庸无奈地放弃了把《如花年华》继续写下去的念头。一部长篇佳构就这样不幸地流产了，是作者的悲哀，也是读者的遗憾。
　　抗战时期，金庸在重庆撰写小说，可以说是他二十几年后成功地创作大量武侠小说的练笔，也是他文学事业的啼声初试。（颜坤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