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柏林第11届奥运会首次有了男子篮球比赛。吹哨执法决赛的裁判中，有一位来自中国，他就是时任浙江大学体育部主任的舒鸿。舒鸿以其“心明眼快，裁判公正”的执法吸引了国际体育界的目光，他是奥运史上的首位中国裁判。

　　舒鸿出生于1895年，祖籍浙江慈溪。他在上海念中学的时候就爱打篮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留学美国，在春田学院体育系攻读4年。春田被称作“篮球的摇篮”，当时舒鸿的导师就是篮球运动的创始人奈·史密斯教授。1925年，舒鸿还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拿到了卫生学硕士学位。

　　在春田学院，舒鸿被选入校篮球队。他虽身高不足1.70米，但打起球来机敏灵活，是队中的灵魂人物。除了打球，他的一大爱好便是担任比赛裁判。他当裁判眼明心细、且反应奇快，每次判罚都很公正，赢得了赞誉。带领校篮球队的史密斯教授也非常欣赏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

　　1936年，舒鸿随中国代表团漂洋一个月，来到德国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国篮球队助理教练。但没有想到，最终他又成了奥运篮球的决赛裁判。当时，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闯入决赛。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篮球决赛，国际篮联对裁判问题很审慎。首先，公认水平最高的美国裁判需要回避；而当时篮球传入欧洲的时间不长，欧洲缺少训练有素的裁判，难当重任。于是有人想到了中国的舒鸿，因他在奥运会预赛时曾执法过几场比赛，表现不错。

　　“怎么能让‘东亚病夫’来当我们的裁判！”美加两队有队员提出反对意见。但几天前看过舒鸿执法加拿大和乌拉圭队比赛的队员却认为舒鸿吹得相当公道，双方争执起来。美国队助理教练杜平是舒鸿留学春田时的同学，杜平也力挺舒鸿。正好史密斯教授此时应邀来到柏林，国际篮联征询他的意见时，史密斯教授说:“舒鸿是我的学生，我向你们保证，他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决赛前夜，中国代表团总教练马约翰有些担心，他问舒鸿:“你敢不敢去吹比赛？”舒鸿回答:“我非常有信心！”

　　8月14日下午，中国裁判舒鸿宣布篮球决赛开始。为支持舒鸿，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都来到现场观战。比赛进行到一半，忽降大雨，露天的红土球场泥泞不堪，这给裁判执法增加了难度。跟一群高大的篮球运动员相比，小个子舒鸿还不到了他们的肩膀。但他以准确公正的判罚、挥洒自如的表现，很好地控制着比赛进程。最终，美国队以19比8战胜加拿大队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史密斯博士走下看台，与舒鸿拥抱。当年的奥运会随团记者这样写道:“裁判一职由我国教练舒鸿担任。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誉。”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也刊登了《欢迎舒鸿先生荣归》的文章:“我国因提倡现代体育较迟，且队员精神因感受我国体育在国际低落之影响，即较有希望之项目，如足篮球、脚踏车，均已遭落选。结果载得‘鸭蛋’而归，除与世界人士以‘中国体育落后’印象外，别无其他价值可言。唯舒先生为我国独放异彩，被聘为世运篮球决赛美加争霸之裁判，博得‘心明眼快，裁判公正’之荣誉，使国际体育界一转视线，为之惊佩。”

　　奥运会之后，有许多外国球队到上海等地比赛，都点名要求舒鸿担任裁判。别人不敢吹的比赛，舒鸿一上场，双方都服他。

　　舒鸿还是中国第一批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级裁判之一，这在中国体育史上同样也是重要的一笔。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担任万国运动会等比赛裁判的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决赛更是外国裁判一统天下。1927年，舒鸿发起成立了中华运动裁判会，他并担任了两年会长。1928年，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上海举行，舒鸿向比赛组织者提出，由中国人担任裁判。可是对方坚持要按照惯例请外国裁判。舒鸿不服气，与对方争执起来:“我在美国都当裁判吹哨，怎么在中国，在有中国人参加的比赛中，反而不能当了？”僵持中，有人提议用考试的办法解决，由当时最权威的美国裁判会出题、打分，凡是申请执法比赛的中外裁判都要参加考试。结果，共有9人参加考试，4名中国裁判全部通过，最低的也有88分；而另5名外国裁判，仅有一人考了60多分，勉强过关。

　　舒鸿、乐秀荣、吴邦伟、蒋湘青，这4位中国人被美国裁判会接受为正式会员，成为中国第一批国际级裁判。舒鸿他们在上海滩也因此名声大振。因为舒鸿的据理力争，此后每年都举行类似考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跨进了国际级裁判的门槛。

　　舒鸿曾在杭州之江文理学院执教，他在这里运用在美留学时学习的体育建筑知识，亲手设计了一座游泳池。虽然现在看来这个只有25米泳道的游泳池很小，但那是杭州城，乃至全浙江第一座游泳池。1930年，他还为在杭州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专门设计了体育场，选址在大营盘一带的这座体育场，是杭州第一座能承办国家级比赛的标准体育场。现在杭州市中心的体育场路，也是舒鸿当年开辟修建的。（贝晓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