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亲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统 资料图片

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间撰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至1921年间共印行了16版，他还为赴法华工写了《华工学校讲义》，两书在民国期间影响甚大，今人合为《国民修养二种》一书。蔡先生的用心颇值得我们重视，他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资源来为近代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公德建设与公民教育服务。

蔡先生强调，孝亲是美德！有这一美德的浸润、养育，成就了一个君子健康的心理、性情、人格、品质，增益了斯人的公德、正义，使其为国家、社会，为公共事务负责任，忠于职守，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蔡先生讲的“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反之，在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中不忠诚、不庄重敬业、不讲信义，不廉洁奉公即是大不孝。

蔡先生强调家庭为人生最初之学校，善良之家庭为社会、国家隆盛之本。他认为，如私德不健全，则很难有健全之公德。受到家庭内部爱的熏陶，在家有孝心孝行者，走上社会后自然而然地会把这种爱推广到团体、社会、国家，此即为仁义、忠爱。可见，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虽有区别，但不是绝然对立的，恰恰是有着有机联系的，是可以推己及人、由内而外，逐步加以推扩、实践与体验的。

蔡先生进而以孔子之“仁”的内涵——“忠恕”之道谈公义与公德，指出由“忠”开出公德（泛爱众、图公益而开世务）,由“恕”开出公义（不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权利）。他从法律与道德、公义与公德、消极道德与积极道德等方面建构公民社会底线伦理背后的基本原则，是对中华民族“仁爱”之核心价值的“忠”“恕”两方面颇有新意的诠释，至今仍有深刻的意义。

蔡先生为中学生与赴法劳工写的教科书，在实践上重视社会基层的公民教育，在理论上则超越了福泽谕吉与早期梁启超的公私德对立论。我们知道，福泽于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把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实际上，按福泽的看法，属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做私德，而与外界接触的表现，即属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仅按这种定义，儒家并不缺乏公德的资源。梁启超受福泽、边沁的影响，曾于1902年发表《论公德》一文，批评我国传统有独善其身之私德，缺人人相善其群之公德。这个论断显然是片面的。

其实，南宋以后在我国与东亚他国的民间社会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朱熹的《家训》中说：“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又说：“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朱子说此乃日用常行之道,人不可一日无也。应当说，这些内容来源于诗书礼乐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贴近民间大众。它内蕴有个人与社会的道德，长期以来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这里所说，多由私德推至公徳领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