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象征国家政权的重器，然而蒋介石对“献九鼎”之事骤然大怒。原来国民党内部内讧，朱家骅的政敌向蒋告状：九鼎的铭文中后四句的第一字合起来，就是“我载献宝”，那是四川人骂人的话，蒋介石听后用浙江官话怒骂道：“这是无耻！”并立即把朱家骅叫进来训斥。

　　本文原载于《世纪风采》

　　1944年1月10日，陪都重庆突然格外热闹起来，从两路口到复兴关，沿途张灯结彩，扎了许多牌楼，马路上车辆拥挤，人群熙熙攘攘，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所在地复兴关，更是岗哨林立，彩旗飘扬，笼罩在一片节日喜庆的气氛之中。然而，这一天，既非节，又非年，这样隆重热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天正在排演一场向蒋介石“献九鼎”的闹剧。

　　铸造九鼎

　　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了字。同日，在中国的陪都重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和印度代表黎吉生，共同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两项条约于同一天签订，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两项条约的签订，废除了美英两国历史上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两国的在华特权，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多年奋斗特别是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的成果。蒋介石对这两个条约的签署自鸣得意，不免自视为洗刷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开辟中国新机运的民族英雄，是孙中山最不负使命的继承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体察领袖的心意，决定借此给蒋介石评功摆好，谋划在1944年1月11日搞一个“纪念两个条约签订一周年”的活动。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表示这个“心意”呢？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一手操办起来的“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提议，要在纪念两个条约签订一周年的会议上向蒋介石献九鼎。

　　“九鼎”，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象征国家政权的重器。《史记》云：“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后来，又有一个“楚王问鼎”的故事。此时，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意思，显然也有“劝进”的味道，正合彼时“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宣传需要。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大家“心有灵犀一点通”，都很明白献九鼎的用意，于是心照不宣，顺利通过；朱家骅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在呈文上写了个“阅”，不置可否，实际上是默许了。这样一来，这出戏就开始上演了。朱家骅等人为了使献九鼎的戏达到预期的目的，煞费了一番苦心。

　　1943年1月20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了献九鼎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主要是各工矿的国民党党部代表。会议决定九鼎由民生机器厂负责铸造，各工矿党部平均担负费用。

　　1943年1月27日，朱家骅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除了各工矿的国民党党部代表与会外，一些高等学校的国民党党部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设计并监制九鼎。

　　2月19日，举行了第三次筹备会，会上通过了马衡设计的康鼎形九鼎方案。九鼎的鼎台采用川产楠木，上刻蟠螭纹，台面是绿色雪花呢，鼎盖用古铜色软缎覆盖。马衡还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九鼎设计缘起》，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讲述了九鼎的来历以及他的设计理念。

　　1943年9月，九鼎铸成，只是还少一篇铭文。当时四川有许多老先生擅长此道，但都不愿“献丑”，最后请来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顾颉刚迫于压力，答应了。顾颉刚定稿后的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国民党学校党部和工矿党部分别写了献词，称颂蒋介石“天下所顺”，“勋垂无疆”。这九个鼎形式大小、花纹，一模一样，每个鼎高约三十公分，重约十几斤。

　　9月17日，筹委会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商定了献鼎仪式程序：一、启鼎；二、贯铉；三、献鼎；四、献词。

　　10月5日筹委会又召开了第五次会议，商定献鼎代表为500人，并且请国际宣传处对此发布新闻，请中国电影制片厂来现场拍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