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节，由于西风熏染日烈，中国的社会风气也日渐开化，往昔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已不再恪守闺房的寂寞，而是频频步出闺阁，时常出来抛头露面。年轻女子抛头露面相会的增多，这就为那些“轻薄子弟”调戏良家妇女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据《申报》载，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城中城隍庙前，一妇人彳亍独行。此妇人年甚少，相貌却颇美。当时有两个轻薄无赖男子，一名相交，一名徐锦，见这位妇人孤弱无伴，就从后面追赶上去。近前以后，嬉笑指点，品其妍媸。这两个无赖感到光说兴犹未尽，于是再赶行几步，到四景园茶室门前，就挨妇人之肩而过，竟伸手摸妇人的乳头，“兼肆谑浪”。

　　这位妇人一时大惊失色，急忙用两手紧握其臂，大呼捉贼。两人意欲甩手逃跑。此时路人聚集，全环视妇人，向她询问何事。妇人如实道来，“具言所行，众人均笑詈之”。于是将这两个无赖捆送县署，“二人共荷一校”，在四晨园门前示众三日(《申报》，同治壬申四月二十九日)。其实，相交、徐锦这两位轻薄无赖，不过是结帮成派的流氓中的两位。这批流氓一般家住浦东，在城内以做豆腐为业。城隍庙前的四景园茶室，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窝藏之地，时常在此拉人“吃讲茶”(《申报》，同治壬申四月三十日)。

　　流氓不仅调戏良家妇女，而且还诱奸妇女，专干性犯罪的流氓活动。同治年间，浙江郸县城内西双桥，有吴姓婆媳两人，专门以替人收生为业。婆婆年达六旬，而媳妇尚属少艾，且丰姿秀美。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二十三日夜里三更时分，行人已经绝迹。忽来一恶少，持灯一盏，命轿一乘，说是前来请收生。还说地点在小教场，韩姓家，请您媳妇去，大概属于难产，实则满嘴谎言。仓促之间，婆媳俩也来不及多细想，媳妇就“登轿径去”。

　　婆婆看到轿夫身着棉绸小衫、纺绸裤子、广式镶鞋，与一般轿夫的装束不同，心里也就产生了怀疑。于是，就请邻里五六人追赶上去。正好碰到恶少与轿夫商妥，打算借演武厅作云雨台，“意将轮奸”。显然，这位轿夫也是无赖的党羽。后来看到有人喊叫而至，只好弃轿而去，狼狈逃窜(《申报》，同治癸酉九月初二日)。

　　诱奸妇女其中也有手段甚为奸狡者。有一次，一少年乘江轮出行，偶抬头见对门舱中坐一长相颇佳的妇人，于是就起了淫毒之心。入夜，妇人熟睡在床，少年折刀推门而入。妇人以为强盗来了，吓得浑身发抖，问：“你要干什么？”少年说：“我要和你睡觉。”妇人正要喊叫，少年已将门锁上了，随即又把二百元银币甩到她面前，说：“和我睡一觉，这两百元钱就给你，明日船一靠岸，各奔东西。如果拒绝反抗，我就先杀了你，然后自杀。”妇人为金钱所诱，又为利刃所逼，不再作声，任凭少年爬上身体胡作非为。

　　次日早晨，少年忽在自己住的舱中大哭，并对聚拢来的买办及诸客说：“我随身带了二百金，这些钱是我养家活口之资，昨夜全部失去，归无面目，只有求死了。”船上买办问：“你晚上睡觉锁门没有？”少年回答：“没有。”买办说：“银子必定被贼偷了。不知道银元上有没有标识？”少年说：“有。银元上都印有某钱庄的印。”于是买办对乘客说：“为了拯救此人，请各位协助搜查随身的行李。”乘客为了摆脱干系，证明自己的清白，都主动摊开行李接受检查。

　　当来到妇人住房时，她神色慌张，坚决不同意检查。买办强行打开她的箱子，发现了打着印记的二百银元。诸客见了惊诧不已，妇人掩面大哭。这时一老叟走出人群说：“我住在此妇邻室，昨晚发生之事，听得一清二楚。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又气愤地责怪少年说：“你既诱奸女人，又诬人偷窃，心狠手辣，禽兽不如。”最后，众人商定，二百银元仍归妇人所有，并罚少年另拿二百元交给善会，以示惩罚。(陆德阳：《流氓史》)

　　除了这种诱奸以外，有些无赖之徒，还借捉奸的机会顺水摸鱼奸污妇女。清嘉庆十年，山东有土棍田二，与其父田坤、弟田三均性情凶狠，身上总是带着刀。有李麻与王振海之妻谢氏奸通，并借刘宋氏之屋姘居。王振海四处找不到妻子，就去恳求田坤帮助寻找。不久，田坤父子捉住了李麻、谢氏，田二就将谢氏带回家中奸宿，且欲霸占为妻。于是田坤出面逼王振海卖妻，给钱五千。王振海不敢违抗，只得应允。又有一次，田二知道庄驴之妻王氏与姚松奸情，就带刀前去威胁、要挟王氏，并强奸了她。(《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九，《户律婚姻·强占良家妻女》)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史：流氓的历史》 作者：高秀清 张立鹏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